2020年2月8日
內地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肺炎疫情所引發的恐慌,起源於中國一個超大型城市,也是國內主要交通樞紐之一的武漢,它讓許多人回憶起2003年沙士(SARS)危機高峰時的恐懼和不確定性。
中國股市上漲了數月後,也在近期出現逆轉,反映出人們就該疫情對中國以至全球經濟增長的影響感到擔憂。那麼,這些擔心是合理的嗎?
對此,筆者的基本預測是新冠狀病毒疫情還會先惡化一段時間,感染和死亡數字可能在2月的第二或第三周達到高峰,但希望中國當局和世界衞生組織都能在4月初宣布疫情已得到控制。
當年沙士損失 事後難察覺
在這種基本設想下,最樂觀估算是該病毒只會產生有限負面經濟衝擊。它對2020年中國GDP增長率的拖累可能僅減少0.1個百分點。疫情對2020年第一季的影響將十分巨大,也許會在年化基礎上把增長拉低1個百分點,但這將被今年餘下時間中高於趨勢的增長所抵消,對世界GDP增長的影響則更小了。
上述預測是基於2003年沙士危機的經歷:那年第二季中國GDP增長大幅放緩,但隨後被緊接兩個季度的較高增長所彌補。雖然2003年的全年增長率最終約10%,但許多投行經濟學家原本都高估了該疫情對增長衝擊。從2000年至2006年的年度實際GDP增長率數據中,很難發現沙士曾經帶來損害。
三大因素減輕衝擊
一些人擔心爆發疫情的時機(在為期一周的農曆新年假期之初,以及在傳統學校放假出遊季中段),將使許多人遠離商店、餐飲和旅遊樞紐,從而加劇對經濟的衝擊,但我認為有以下3個重要因素可能限制了該影響:
首先,與當年沙士爆發相比,中國已經進入網絡商務時代,消費者愈來愈習慣在網上購物,因疫情導致的線下銷售下跌,也可能被線上購物的增長所抵消。此外,因當前事件取消的大部分假期可能被以後的旅行所取代,因為那些經濟條件較好的家庭早已預留了旅行預算。
許多工廠早安排好農曆新年假期期間的停產日程。政府宣布了延長春節假期,而許多企業都將在今年晚些時候找到方法,彌補現時額外停工損失的時間。因此,短期的負面影響很可能集中在餐飲、酒店和航空公司。
其次,所有報道都表明新型肺炎的致命性不如沙士(儘管其初期傳播速度可能更快)。同樣重要的是,中國政府從控制消息散播轉向控制病毒傳播的速度,要比沙士時期更為迅速。通過積極措施把實際和潛在患者與其他人群隔離,當局得以更快控制病毒的傳染。這反過來增加了本年度餘下時間經濟活動抵消本季經濟產出損失的可能性。
第三,不管中國貿易談判代表於1月15日與美國簽署首階段貿易協議時,是否意識到新型肺炎的嚴重性,這簽約時機也確實是非常幸運。通過大大增加從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的口罩和醫療用品的進口,中國可以在應對健康危機的同時,履行增加進口的承諾。
與歐美負面影響比例為5:1
該病毒對其他經濟體的影響則更為有限。在過去5年中,各主要央行都開發了相關模型來評估中國經濟放緩對其經濟影響。雖然建立這些模型時並未涵蓋當前衞生危機,但確實考慮到中國與各個經濟體之間的貿易和金融聯繫。
根據經驗,中國GDP增長放緩,對美國和歐洲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按百分比來算最多為5:1。換言之,如果當前的新型肺炎疫情使中國增長率降低0.1個百分點,那麼美歐增長率可能相應降低0.02個百分點。鑑於與中國的商品貿易和旅遊業聯繫更加緊密,對澳洲經濟的影響可能是上述比率的兩倍,但增長放緩0.04個百分點,依然是個極小的數字。
上述計算都假設新型肺炎沒有在歐美國家廣泛傳播並造成直接破壞。鑑於中國境外病例極少,目前看來,在歐美廣泛傳播是不太可能發生。
當然,如果新型肺炎危機的持續時間遠比基本情境假設的更長,對中國和其他經濟體的影響可能更大。在這種情況下,請務必記住中國政策制訂者仍具備實施貨幣和財政擴張的空間。與其他國際同行相比,中國銀行業的準備金率較高,公共部門債務相對GDP的比率仍然可控。通過在必要時利用這一政策空間,中國當局可以控制住當前衞生危機的最終影響。新型肺炎疫情爆發正在中國及其他地區引發各界普遍憂慮,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從經濟角度來看,縱使疫症遍全球,但現在就恐慌,還為時過早。
作者為亞洲開發銀行前首席經濟師,現任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和國際及公共事務學院的金融經濟學教授。
註:本文原載於Project Syndicate網站,本報經網站授權翻譯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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