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主義救不了美國中下層

臨近年尾，美國充滿節日氣氛，華爾街卻憂心忡忡。兩大指數標普500及納斯特雙雙由高位大幅回落，在熊市邊緣徘徊。明顯地，市場對2019年的一個最大顧慮是中美貿易戰。回顧過去，自1989年柏林圍牆倒下後美國總統由老布殊到奧巴馬都支持用自由貿易化解國家之間的分歧，為什麼美國國策會在特朗普上任後轉向貿易保護主義？

國家得益貧富差距擴大

研究貧富差距的權威Branko Milanovic在他2016年的著作Global Inequality：A New Approach梳理數據，總結了美國國策轉向的成因。他指出，從1988年到2008年全球化過程中最大的贏家是戰亂地區以外一眾發展中國家，表表者是中國和印度的國民，他們的收入撇除通脹後增長由60%至70%不等。

第二大贏家是環球的高技術精英，表表者是矽谷的軟件工程師，以及華爾街的銀行家和律師，他們的收入增長亦高達65%。書中更大的啟示是全球化的輸家，他們在世界原本份屬高收入人士，但20年間收入苦無寸進，交出的成績單比戰亂地區的居民還要差。他們正是發達國家的中下階層，亦是特朗普的忠實選民和歐洲民粹浪潮的支持者。

這樣看來，美國理應更早走向貿易保護主義，其實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民主黨內部對自由貿易出現很大分歧，眾議院的民主黨黨員對北美自由貿易協議投下了反對票，當時克林頓需靠共和黨的護航才能通過協議。在九十年代末，克林頓同樣在民主黨反對下為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出了很多力。後來選民注意力開始轉移，因為房地產市場為中下階層帶來資產膨脹的海市蜃樓。直到2008年泡沫終於爆破，這批人始一夜驚覺自己是全球化的輸家。當時奧巴馬接下一個徘徊崩潰邊緣的爛攤子，忙於救市，無暇顧及這批「輸家」。

其後特朗普冷眼旁觀，不斷攻擊兩黨總統貿易政策的盲點，成功突圍而出當選。特朗普雖然是個富二代，但行為習慣比前任總統們更接近白人中下階層，對他們的困境身同感受。很可惜的是，貿易保護主義並不能解決全球化下帶出收入不均的問題。其實美國絕對是自由貿易的得益者，自1988年來經濟增長了差不多四倍（撇除通脹後為兩倍），中下階層的滯後原因是國內對全球化所帶來的收入分配不均。這其中有兩大原因：

大都會佔盡好處小城凋零

（1）資本與勞力的關係出現轉變：經濟學長久以來的數據顯示，勞力與資本的收入在發達國家的比例是二比一，這個黃金比例直至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被打破。勞力收入的比例不斷下降，時到今日，比例已變成六比四。勞力收入的下跌固然與發展中國家帶來的貿易競爭有關，但更多是因為科技進步。以特朗普熱愛的鋼鐵業為例，在1980年鋼鐵廠需要10個工時才能生產一噸鋼鐵，同樣的工序在2017年只需要1.5工時。保護主義能夠帶回美國的鋼鐵業職位將非常有限。

資本收入比例的增長引致嚴重貧富不均，因為資本集中在少數人手裏。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Edward N. Wolff研究指出，在2016年美國最富裕的10%人持有市場84%的股票，這裏頭很多是勞動市場的贏家，他們利用勞力的高收入換取股票和房地產，成為資本市場的贏家。

（2）大都會與城鎮的差距逐漸擴大：現代經濟在發展過程中愈趨複雜，分工合作的領域亦愈趨仔細。發展的奧秘在於掌握足夠資訊和知識。拿稅務為例，一間落戶紐約市達國際水平的顧問公司旗下就有國際稅務、收購合併、州稅務、聯邦稅務、轉移定價等十數個部門，每個部門又聘請十數個專門的會計師、律師，甚至經濟學家。如此一來規模公司不可能在一個10多萬人的小鎮生存，其一，小鎮沒有人需要專門至此的服務；其二，公司不可能在小鎮裏聘請到所需的人才。推而廣之，所有大公司都寧願扎根在大都會裏。

大都會之間亦各有所長，紐約有華爾街，三藩市灣區有矽谷，波士頓則聚集了哈佛和麻省理工在內的數十間學院。在全球化下，大都會的收入百尺竿頭，因為其產品和服務的銷售對象是全世界。面對大都會的競爭，美國從前蓬勃的小鎮及中型城市都江河日下。在2016年的選舉，美國郊區、小鎮及中型城市都倒向特朗普，而人口佔全國過半數的大都會則由希拉莉勝出。

以上的問題並不容易解決。民主黨的方案是用重稅將收入從精英轉移到中下階層，這個方案很難從道德上說服選民，因為精英們的收入亦是辛勤地用勞力換取的，而且衰敗中的城市和小鎮可能是無底深潭。比較可行的方法是政府投放教育資源幫助中下階層和他們的下一代，讓他們獲得足夠技術後慢慢移民到大都會。可惜這將會是個漫長和痛苦的過程。

林逸豪博士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