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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29日
新一年將至，筆者先借此機會祝《信報》讀者明年事事順利──儘管從國際政治的角度分析，明年順利似乎是一個奢求多於一個實際願望。事實上，回顧今年發生的國際關係大小事，2018年的國際社會不過是暴風雨的前夕，真正的考驗在明年才開始。當中的原因，自然是本年不同國家的改變潛伏着不穩定因素，一旦爆發連鎖反應，後果難以想像。
有關前瞻將留待下星期的專題討論，本文重點嘗試勾畫過去一年不同國際大事的重點。其實要做到這一點也不容易，畢竟今年不同洲份發生的事太多，任何「總結」及「回顧」已代表一定立場，例如內地社會選了「奮」字、台灣媒體選了「翻」字、日本及馬來西亞則選了「災」字及「變」字來總結過去一年，當中的政治及社會傾向相當明顯。
美百年理想主義終結
為協商結束一戰，1918年1月，時任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提出著名的「14點原則」（The Fourteen Points），開啟美國理想主義外交政策，也正式代表美國進入全球霸權爭奪時代。儘管有不少人指出威爾遜式理想主義政策背後，其實隱藏美國希望從歐洲手上取得國際政治道德話語權，以及影響舊世界的政經發展，但這種理想主義最終修正歐洲帝國的國際關係，國際社會也走進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並行時代。
當然，百年以來威爾遜理想主義經歷多次挑戰，例如國聯的失敗、秘密外交在二戰時期仍然維持、軍備競賽也曾由常規武器延伸至核武，但不少威爾遜的建議也得到落實：聯合國取代了國聯成為維持國際和平的政府間組織；GATT在1948年正式運作，並在1995年演化為世界貿易組織，將自由貿易制度化，也為國家在貿易問題上提供仲裁平台；自由航行成為國際習慣法，國際海洋秩序也日漸成熟。
而抵抗這些挑戰背後除了不同國家願意參與，更重要的是美國作為戰後全球霸權願意維繫整個制度，透過展現霸權維繫國際秩序的意志，讓這個理想主義制度得以維持下去。當中最大得益者之一，就是在1949年立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美關係改變元年
然而，特朗普在2017年上任，幾可斷定美國百年建立的理想主義體系宣告完結：美國與其他盟友間的貿易問題雖然放上世貿平台，但似乎短期內並沒有解決跡象；主動退出不同國際組織及協定，也印證特朗普無意跟隨威爾遜理想主義步伐。而美中貿易戰在今年加劇，更被不少媒體視為美中進入所謂的「新冷戰」框架。
事實上，即使美國與中國關係在過去100年有起有跌，但總體而言不論是政治上有多大的摩擦，兩國的經貿關係──特別在改革開放以後──仍是不斷改善，例如在克林頓年代後期游說國會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PNTR）地位，為中國在2001年入世掃除一大障礙。
正如《大西洋》期刊編輯Reihan Sala在6月撰文時指出，當1998年美國國會將「最惠國地位」（Most-Favoured-Nation）易名為「正常貿易關係」，代表着美國的貿易及政治鷹派考慮的不是藉着給予中國進口「優惠」要求中國改革其貿易及政治制度，而是將美中關係「扭曲」為不正常關係才能實施制裁，其政治游說的成本大大提高。另一方面，西方的自由派認為，與其將共產主義的中國孤立，不如接納中國進入自由貿易體系，透過「潛移默化」改變北京內政及外交政策。當然，對於美國自由派而言，中國入世後近20年的表現算是大失所望，而中國的崛起對於美國保守派而言，自然是對美國全球霸權的最大挑戰。
因此，即使在剛過去的中期選舉，共和黨將把持多年的眾議院主導權讓予民主黨，對於美國對華政策並沒有太大影響。相對於過去20年美國國內對華有鷹派及鴿派之別，特朗普治下的美國有以利益主義的政治經濟鷹派，以及有理念主導的政治經濟鷹派：前者強調美國全球霸權的根本利益在於限制中國在政治及經濟領域的崛起，因此貿易戰的重點在於限制中國未來挑戰美國的潛力，主戰場主要針對涉及科技領域及「中國製造2025」，關稅戰不過是幌子，中興案、華為案以及較少人提及的「福建晉華—台灣聯華」科技間諜案，才是真正代表美中角力的範例。事實上，美國商務部也正審視是否限制更多敏感科技出口到中國，「休戰期」內的中美貿易談判會否出現新的轉機，仍是未知之數。
黃背心拷問馬克龍
這些未知之數包括西方多個國家今年均出現不同程度的人事及領導更替：特朗普上任時的主要官員，包括國務卿蒂勒森、從國土安全部轉到白宮當幕僚長的凱利、司法部長塞申斯、國防部長馬蒂斯等先後「被」掛冠求去，令西方社會擔憂特朗普身旁再沒有「成年人」制衡他的獨斷獨行。單以他近日為回應興建圍牆的選舉承諾，不惜讓聯邦政府停擺，令人擔心特朗普未來只會更加橫衝直撞，進一步破壞現時的國際關係體制。
至於歐洲，領導德國基民盟多年的默克爾在多場地方選舉失利後，宣布不再角逐黨魁席位，意味着她於2021年完成總理任期後將全身而退，令歐盟的德法軸心先去一領軍人物。雖然在12月的選舉基民盟選了有「小默克爾」之稱的克蘭普-卡倫鮑爾為新黨魁，算是維持基民盟的「默克爾」路線，但新黨魁能否如默克爾一樣擔得起維繫歐盟良好運作的大旗，仍有待時間考驗。
至於德法軸心的另一端，法國總統馬克龍正面對「黃背心」的挑戰，多番讓步後示威仍沒有平息，顯示馬克龍的政治經濟改革已觸動法國基層的底線，他有沒有能力化解這次危機，也將考驗他是否有足夠的江湖地位，取代默克爾成為新一代歐洲領袖。
飽受脫歐問題困擾的英國，首相文翠珊雖與歐盟達成脫歐協議，但協議內容「太軟」得罪黨內及國內硬脫歐派，引來多名內閣成員請辭及面對黨內不信任動議。最終雖然順利過關，但以現時協議脫歐仍屬不可能的任務。至於瑞典及比利時，則因選後未能組閣及簽訂《全球移民契約》，陷入政府難產境地，明年歐洲政治除了要面對潛在的無協議脫歐外，歐盟成員國的內政問題亦應受關注，特別是明年5月將舉行歐洲議會選舉，其結果將直接影響歐洲執委會主席人選及組成，變相決定未來5年歐盟改革前景及歐盟管治。
親龍親鷹 東亞難揀
美國及中國關係由「習近平是我的好朋友」到美中新冷戰，首當其衝的是身陷兩國角力圈的東亞地區。正如李顯龍在東盟會議上提到，在美中角力大環境下，東盟各國或最終須選擇靠攏其中一方，儘管這不符合東盟及新加坡的根本利益。而亞太經合組織首次無法在會後發表共同宣言，有指箇中原因是中國及美國無法就宣言字眼取得共識，更令外界擔心中美角力將擴展到不同的經濟文化合作體系，不利區域及全球治理。
當然，對香港社會而言，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在這次的美中角力會否成為其中一個戰場，特區政府及公民社會又如何在新冷戰的國際格局自處，都是這個變易時代下值得思考的問題。
但無論國際關係有幾多張臉無留座，面對明日大時代的唯一不易真理，永遠是慎思明辨，勿忘初心。
陳偉信 中大全球研究課程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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