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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18日

顧小培 康和健

宏調之利弊

社會是由很多很多「個人」組成的,正如身體,是由很多很多細胞組成的。身體是大局所在,細胞與其息息相關。社會也相若。社會遭受到的起落變遷,可直接影響內中每一個人的禍福。

社會有社會層面的操作,達致一個宏觀的景象。但歸根結柢,其動力主要源自內中個人活動的總和。這些活動大部分見於他們彼此之間的需求與供應,我們稱之為「經濟」。「社會經濟」好比河水或海水活動中的「洪流」;洪流本身則是由河海中個別的、動量較小的波浪集合起來,互相抵消或增強,從而組成。

在河海內,水的活動受環境所囿,主要者包括面積、深淺等。這些環境狀況大致上是恒常不變的。除此之外,尚有另一些不住地變易的其他環境「組成物」,例子有如在水平以上、由空氣和溫度造成的「風」,以及在水平或其下,因水流引致的「浪」等。環境中的變化,可以產生風與浪。

同樣地,社會中的經濟活動在某一個程度上,不免受到先天環境狀況的支配。不過,社會中的那些「組成物」,也就是「人」,亦有興「風」作「浪」的能力。人可以做出來的影響,相比先天環境因素之功,不遑多讓。

然則人的「興風作浪」,應該去到什麼程度,才能為社會做出最好的效果?有兩大主流意見:一是「凱恩斯學派」。他們主張政府好比是火車頭,它須以顯著的舉措,去帶動經濟進程。另一是「新自由主義學派」。他們主張當權者盡量不施以干預經濟的行為,放手讓市場自求多福。當然,在這兩個極端之中,也有不少個別的「微調」修正主張。

在當今之世,上述兩派的理論此起彼落,成為討論爭辯中的主旋律。經濟學家談及政治與經濟互動舉措時,總不免引用其中之一,作為立論的基礎。其實,在我們中國,以這個大題目作研究討論,早在二千多年前已經開始了。在春秋戰國之時,「社稷」與「民」彼此之間應該採取的角色和行為,在儒、墨、法諸子百家中不乏獨特的見解。及至司馬遷作《史記》,他集合前人的思想,加以自己的詮釋和取捨,成「一家之言」,提出一套比較完整的「放任主義」經濟觀。那與西方古典經濟派學者所提倡的,不謀而合。再而去到西漢的桑弘羊。因為後者的干預政策受到「與民爭利」的批評,於是帶來一個辯論會。後人將會議內容總結成書,是為著名的《鹽鐵論》。

 

(編者按:顧小培最新著作《草本對症 尋醫不問藥》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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