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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8日

余十八 訪談錄

不離地回流律師王瑞沁 凝聚年輕專業人士幫基層青年

香港金紫荊扶輪社是國際扶輪社最新及最年輕的成員之一,社員主要來自不同階層的年輕專業及商界人士,其中一個創辦會員王瑞沁是資深律師,雖然工作非常忙碌,但總努力抽空完成各種義務工作。

成立兩年來,她積極參與了很多服務,更舉辦活動為弱勢社群籌款,她自言,在過程中看清更多社會問題,「會思考大家可以在哪方面多做一點,自己也想多出一分力。有時在香港工作時間很長,如果每個人都只是工作賺錢,不理其他社會問題,其實整個社會也不會有進步。」

此次受訪,王瑞沁是為她籌辦的「專業行慈善 賣物助青年」聖誕慈善義賣(12月2日)說項,希望更多人能參與,籌得更多款項捐給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幫助包括在籠屋或板間房居住的青少年及其他弱勢社群。

這次慈善拍賣也是出自她的構思,透過這活動讓會員捐出不要的小物品,循環再用,也邀請本地藝術家創作作品義賣,順便推廣本地藝術創作及設計。她說:「香港有很多有才華的藝術家,他們很多都不是全職創作,只是為自己的熱情,有些水準很高,但缺乏平台發揮。這些藝術家都是收成本價,拍賣是為慈善之餘也可順便幫他們宣傳。」

雖然規模不大,但反應也不錯,去年最後也籌得約5萬元,「我們所有的物品價錢都是可負擔的,最多只是500元,就算藝術品也是如此,因此最後款項也超出我們預期。」

貼地製造希望

說到成為律師的經過,她笑言不是因為小時的理想,只是讀書時喜歡歷史,但覺得未能以此為職業,於是改選法律,當時沒有想過要成為律師的她,碰巧在英國實習時找到不錯的律師樓工作,就此入了行,後來申請調至香港工作,再轉到金融機構做法律工作。她表示,選擇回流是因為對香港有感情。「我始終覺得自己是香港人,但卻不知道自己算不算香港人。」

她雖然小時候在香港生活,但後來因為九七移民潮移民澳洲,在那邊讀完小學,父母想回港,她就隨他們回來,入讀國際學校,畢業後去英國讀法律,在英國、日本、北京工作了幾年才回到香港。「我始終覺得在別的國家沒有歸屬感。我年紀愈來愈大,父母也開始老,而我陪他們的時間不多,也是時候回來。」

她在2011年正式定居此地,起初也覺得自己不是很明白本地文化與社會,尤其對於社會基層,她自覺認識不足,因此希望透過做義工去認識和幫助他們。碰巧她弟弟常為扶輪社做義工,她也常參與,最後與弟弟及朋友創辦新的扶輪社。

創社之初,他們就決定以幫助基層青少年為目標,兩年來已經幫助了不同的慈善團體。「我相信這群人就是香港的未來。幫助他們在這階段的發展,能促進社會更好的未來。許多慈善機構都只是專注於小孩或老人,這個群體是比較被忽略的,但我覺得這段時間,學習到什麼,接觸到什麼,這些對於他們會變成怎樣的大人是很重要的。」

她也感嘆,這十多二十年來整個香港社會愈來愈富裕、教育程度愈來愈高,然而貧富懸殊也愈來愈嚴重。「我回港後發現貧富差距很大,如果是我父母那個年代,雖然也是普通家庭出身,但他們仍是有希望的,覺得自己可以做些什麼成績,現在許多基層孩子會覺得,那些機會是永遠接觸不到的,我們也想帶一點希望給他們,或者擴闊他們的視野。」

擔任「生命導師」

他們曾為「Teach4HK良師香港」提供金錢,讓這個非牟利組織可招募大學畢業生參加為期一年的教學及領袖培訓,在基層學校提供服務。「他們未正式成立的時候我們已經與他們合作。每年一次帶基層小朋友出去玩。」

除了金錢資助,也有人力投入,如他們與救世軍合作統籌及推行多個計劃,她全部都有參與。例如「名師出GOAL徒」,計劃邀請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企業管理階層或僱主,為年輕人提供3個月的職前啟導計劃,提升他們的自信心、競爭力與就業能力。他們又參加「摯友『凝』生命導師計劃」,為青年人擔任6個月「生命導師」。

而最讓她印象深刻的是,參與青年成就香港部大型青少年創業培訓「JA學生營商體驗計劃」,指導一群14至18歲的年輕人,學習創業。「也是很大的投入,四五個月的每個周末都要去他們的學校向他們解釋如何建立一家公司,如何調查市場、設計產品、營銷等。」他們的學習成果,都會在大型的「JA學生營商體驗計劃展銷會」展示,不同學生群體自己設立攤位,向公眾推廣自己公司的商品。

「參與的學校有些比較基層,有些則是精英一點,都有五六十間。我發現不同學校的學生想出來和做出來的東西真的有很大差別,讓我覺得教育很決定他們如何成長。就算是基層學生,讀不同學校的,想法都有很明顯的分別。」

她負責的是一家地區學校,學校裏面行兩套教育系統,一套是考DSE,銜接本地大學,一套則是IB課程,方便外國升學,這讓她覺得指導的時候有一點難度。她認為教育系統會影響學生的性格,並影響他們合作的默契。

「參與的時候學校要這兩群學生一起合作,當中也有摩擦。IB學生習慣用個體方式做事,對自己比較有信心,勇於表達,但不是很習慣團隊合作。DSE的本地學生比較着重團隊合作,但問他們很多東西,未必能表達得好,只是做出來的東西比較好。」

整體來說,她覺得本地學生在做事方法上有改進空間。「他們很擅長執行指令,但說到要做一些較有創意的東西,他們始終差一點。國際(課程)學生在這方面會有更多想法,有很多我自己也想不到的東西,但本地學生的創意不太強,只是把現有的東西加一點工就當成品。」

她記得,有修讀國際課程的學生視察過基層學童的環境後,設計出一個他們最需要的文具套裝,製成商品賣,「他們發現學童連做功課的空間也沒有,因此設計出一張小桌子連燈和文具,賣200元。」人們買了以後,可再由他們轉贈有需要的學童,她大讚他們有創意和細心,能創造有吸引力的產品也能幫助有需要的人。但她也體諒,本地學生的課業太繁重太辛苦,因此無心兼顧其他東西。

「我帶的那班學生是中四,幾乎每晚都有不同活動,無論是補習還是課外活動,加上功課,可以說忙過我返工,是否有這個必要?其實父母也不需要對他們逼得太緊,如果他們沒有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沒有空閒時間去想自己真正想做什麼,就無法發揮創意,讓許多事情都是為做而做。」但她也讚賞,這一代的香港學生比自己懂得更多不同的知識,也讓她很有啟發。「他們做事是很有效率的,可能因為太忙不能專注太長時間。(笑)」

起跑點與終點

在外地留學多年,她認為本地學生的生存技能比起其他地方的學生,仍不足夠。主因是香港學生太聽話。「從前我在律師行也有帶本地實習生,覺得他們在紙上的能力是很優秀的,但出來做事未必是那回事。其實網上的知識那麼多,只有知識訓練已經不足夠,反而你如何思考,才是關鍵所在。雖然他們的態度都是好的,但整個教育制度只是訓練他們,人家說什麼就做什麼,未必能多深入一步思考人家可能要的是其他,提供其他選擇給人。在初入職是沒問題的,但要做更高一點的位置,就不能只是這樣。」

然而她表示,無論是哪家學校出來的,經過了這個計劃後,最終都有同樣的成長與改變,讓他們明白不須只跟從一個既定方法做事,思考自己的可能性。「接觸更多和經歷更多是很重要的。活動完結後,他們都說沒想過自己也可以做到產品出來。起跑點就算比其他人後,但只要他們有機會能接觸更多,我覺得其實最後大家的終點也能貼近。只是這些需要慢慢累積和建立。」

 

 

王瑞沁小檔案

出生年份:1980

職銜:香港金紫荊扶輪社創辦會員及HoHoHo慈善義賣創辦人

家庭狀況:未婚

 

 

撰文:余十八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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