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26日

龍子維

還有十年

十年時間，足夠讓一個城市衰亡，也可以令整個地球起死回生。2018年，IPCC（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1.5度特別報告》明言，如果我們不在12年內把全球的碳排放減半，地球便差不多等同滅亡。現在，時間便只剩下不夠十年。

香港的同溫層實在太恐怖，你試試在Google打「12/11 years to act」，你會看到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

對於年齡比較大、已經「上岸」的成功人士，不論有多少堅實的數據支持，全球暖化的後果，還是距離他們太遙遠。畢竟承受苦果的人，是現在只有十多歲的中學生，到了不可逆轉的十年後，還只有二十多歲。明明這段時期最關鍵的決策，與學生們毫不相干，大人們在各種角力下決定的一個政策目標，足以改變下一代的一生，但學生們能夠改變的實在太少，連投一票的權力也沒有。

所以，當我聽到有香港某大學的管理層，訓示職員別再搞無用的天台耕種，說出耕種與解決全球暖化全無關係的「驚世之言」時，或者都毋須太過驚訝。這揭示了世代間對全球暖化「作為事件還是切身利害」的認知差異，雖然有愈來愈多的大人們醒覺，但速度還是太慢，對比起整個崩壞的形勢，落實的變革遠遠追不上。

碳減排的路徑依賴

香港政府也沒有令人「失望」，宣布長遠去到2050年時達到碳中和，和世界共識的目標「接軌」。關鍵是接下來的十年政府會做什麼？《1.5度報告》說，我們必須在十年內把碳排放減半；香港的《氣候行動藍圖2030+》報告說，會在十年內減少碳排放26-36%。即是不可能做到《1.5度報告》的要求。

為什麼會做不到呢？說好聽一點，是「路徑依賴」，說直白一點，則是沒有破局和破釜沉舟的決心。我怎樣也想不明白，為什麼減碳的藍圖可以透過增加天然氣發電的比例來達致，明明整個世界的發電趨勢是去碳化，天然氣也是化石燃料的一種。「比煤乾淨」是最常見的理由。因此，不論是在香港，還是在美國，天然氣（其主要成份是甲烷，一種比二氧化碳更強勁的溫室氣體）往往被視為最佳的碳中和過渡期能源產品。以「碳審計」的角度看，這種策略有什麼問題？

既然一開始使用天然氣作為過渡產品的原因是路徑依賴，誰能保證這種「依賴」會維時多久？如果當權者和決策者有認真地讀懂《1.5度報告》，理應明白十年減一半碳排放有多艱難，或者未必會把大部分注碼放在轉換天然氣上，而應盡量「分散投資」，開發能源轉換以外實踐減碳的有效方法。

把減碳的大部分注碼放在天然氣上並非誇張的說法。根據香港政府的路線圖，有七成的本地碳排放是來自電力，而路線圖內唯一會轉變供電比例的能源，就只有天然氣而已。最好轉用天然氣真的能夠減少碳排放，否則便連十年內減少碳排放26-36%的目標也做不到。

但「轉用天然氣能夠減少碳排放」這重大假設本身，也逐漸受到科學家的質疑。根據National Geographic的綜合報道，康乃爾大學Robert Howarth教授的研究發現，只要在製造及運輸天然氣的過程中，洩漏率超過1%的話，那麼轉用天然氣發電就未必可以減少碳排放，反而可能會加速全球暖化。理由非常簡單，就是天然氣本身就是溫室氣體，當洩漏的比率上升，選用天然氣「減碳」的好處就會被抵消。

如果要科學地計算天然氣能否減低碳排放，Howarth的建議是必須計算出甲烷洩漏的breakeven point。美國似乎就做不到「甲烷平衡點」，因為該國天然氣生產的洩漏率，普遍高於百分之二。

帶出以上討論的出發點，並非單純地回到「增加可再生能源比例」的老套路。我認為香港政府的減排策略過於重視能源部分，導致大部分的討論和精力只聚焦在城市的建築物如何減排節能，連同輿論、學界甚至乎環保界也一窩蜂講green building。

香港天然氣供應全部靠外地輸入，運輸過程中的洩漏率是多少？天然氣的生產及運輸鏈極度複雜，由內地以至全球其他地方生產的天然氣，究竟使多少的甲烷進入大氣層加速全球暖化？假如香港的天然氣供應未達上段提及的「甲烷平衡點」，整份藍圖的減碳策略邏輯，就會全面崩塌。

以一個極度狹隘的城市本位角度來看待減碳這件事，以上的質疑都未必站得住腳，即使因為生產洩漏而增加碳排放，「埋單計數」都只是增加出口天然氣的城市碳排放，入口天然氣的香港，「本地生產」的碳排放的確可以減少。如此畫地為牢的看法，或者可以解釋得到文首某大學管理層認為「耕種與全球暖化無關」的偏見，因此在香港減碳的藍圖中完全沒有食物生產的位置，亦似乎「合情合理」。

須變革達氣候公義

我們應該明白，在地生產農作物、地產地銷的循環經濟概念，本來就並非只用來對應狹義的全球暖化，而是更為廣闊的氣候公義（climate justice）不可缺少的部分。

如果要比較精準地計算出食物里程的碳排放比重，我們至少需要食物生產的入口量、運輸距離及運輸模式三項資料，來計算出某種食物的加權平均碳排放比率（weighted average emission ratio）有多高。食物的碳排放比率，通常以每公斤進口食物排放多少公斤二氧化碳來標示。根據香港大學一份研究食物里程的論文，香港新鮮食物的食物里程，是平均每人305公斤，其實一點也不少。要比較的話，香港政府訂立的人均減碳目標少說也有1.7噸，怎能說本地糧食生產和減低碳排放毫不相關？

這種世代間認知框架的落差，實在讓人很難對香港政府承諾2050年碳中和有什麼期望。我們只有十年的時間來糾正問題，不應只推動「氣候行動」，亦不可能只對應窄義的「氣候變化」。要達致氣候公義，必須推動經濟模式的根本變革，借用Naomi Klein的講法，就是要共建席捲全球的「Green New Deal」。

龍子維

影子長策會成員、芝加哥大學布思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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