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14日

米哈 文化論政

我們有發好夢的權利

近日，香港精神科醫學院公布了一項關於近期社會事件對精神健康影響的調查結果。調查指出，有近六成（57.1%）的19歲或以下受訪者出現中度至嚴重抑鬱症狀，20至29歲的年齡層則有近兩成多（23.5%）出現類似症狀。另一方面，自去年8月推行「情緒支援計劃」以來，香港精神科醫學院接到192個求助個案，當中80個符合參與資格，並正接受情緒支援的跟進活動，當中年紀最小的僅是7歲（經學校社工轉介），而年齡最大的為73歲，大部分的個案的抑鬱症狀達到中度至嚴重。另一方面，香港大學研究人員於醫學期刊《刺針》發表的一項為期10年的觀察性研究結果指出，香港持續的社會動盪影響成年人口的精神健康，接受調查的18歲或以上香港居民當中，每5名就有一名患有疑似抑鬱症或懷疑創傷後壓力症，患病率與經歷大型災難、武裝衝突或恐怖襲擊的地區相似。調查揭示現象，同時提醒我們：政治，是公共的，也是個人的。社會的不安與不義，往往滲透人們的內心而進行破壞。

1933年，希特勒與納粹黨正式以極權手段統治德國，建立所謂的「第三帝國」（The Third Reich），同年，出生在德國與波蘭邊境的猶太人Charlotte Beradt與他的丈夫，因為被納粹政府懷疑是共產黨員而於柏林被拘捕。其後，Beradt獲釋，但在德猶太人的悲慘遭遇才剛開始，Beradt四出探訪同伴，並發現了一件跟現實一樣（甚至比現實更）可怕的事：極權滲入了人們的夢。

抗爭，包括捍衞精神健康

Beradt發現，生活於恐懼、不安與憤怒的同伴，同時夢見恐懼、不安與憤怒，他們在夢中遇見製造白色恐怖的秘密警察、血腥的暴力、可以測謊的電線、利器、哭聲、尖叫聲、納粹符號⋯⋯在1933年至1939年這六年間，Beradt收集並記下了當時德國人的三百多個夢。

直至1966年，這些極權統治下的噩夢，才能夠以一本題為《第三帝國的夢》（The Third Reich of Dreams）的德語書公諸於世，兩年後翻譯成英語。《第三帝國的夢》以重複出現的符號與情景分成十一章，一共記下了七十五個有代表性的夢。這是一本集體的日記，是一本集體意識經驗恐怖政權的記錄。

正如著名心理學家Bruno Bettelheim在結語寫道，早於極權大肆粉飾太平的1933年，極權的真正模樣早已進入人們的潛意識，而又如Hannah Arendt所言，極權的統治不只有公共的層面，更是無孔不入，旨在滲入與控制人們的所有私人日常，包括衣食住行，還有夢。在此，我們明白：抗爭，不只在意識層面的政治角力，還在於捍衞心底的精神健康，以及自由。

去年10月至12月，香港精神科醫學院進行了另一次問卷調查，調查以透過相合作的NGO派發實體及網上問卷進行。調查發現，受訪者有近半是因工作需要而接觸直接參與「社會動盪」的人士，當中包括老師、學校社工等（年齡大多介乎30至49歲），而九成一的受訪者表示因「社會動盪」而產生心理方面的影響，當中最多人選擇的是「擔心不同的事情」（66.1%）、其次「感覺無助/失去希望」（51.4%）、再次之是「和家人的爭執」（36.6%）。調查又指，因工作需要而直接參與「社會動盪」的組別，如傳媒、大廈保安等，出現抑鬱症狀與焦慮症狀的比例均接近三成，較一般的14%高出一倍。這代表什麼呢？這是告訴我們：無論你主動或被動參與這場反修例運動，當中所造成的心理破壞是集體而無差別的。在此，文化與藝術的能力可以扮演什麼角色呢？

不忘文藝的治癒力

在反修例運動中，文藝力量於製造論述與文宣工作的發揮有目共睹，同時，文藝的治癒力也整裝待發。生於亂世，文藝有批判的責任，但也不能失去那治癒善良心靈的本能。我們不需要粉飾太平的文藝工程，卻期待能夠真真正正聆聽與關心個體的文藝活動。我們不需要五千萬打造的一座音樂噴泉，而以同一個預算，我們可以有數百個五花八門而持續的社區藝術活動，以至於上萬次五至十人一組的藝術治療工作坊。

我們有心靈健康的權利，同時要有發好夢的自由。話說，《第三帝國的夢》的最後一章，記下的不是噩夢，而是抗爭的夢：「我夢到了那被禁止發的夢，但無論如何，我做到了」一名猶太人說。

米哈_教育工作者

本欄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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