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4日
1888年12月23日,梵高割掉了自己的左耳,並將之打包送給了一名當地的性工作者(有說是妓寨裏的侍應)。梵高割耳的原因,至少有個兩說法,一說是因為他與高更在阿爾勒的屋子裏大吵一場所致,又有說是因為他知道弟弟要結婚,怕影響了彼此的親密關係而情緒不穩,而無論如何,兩種說法都指向一個事實:當時,梵高有精神問題。
梵高的主診醫生Félix Rey曾經在書信中說到,他拿到梵高無法駁回的左耳後,將之放於酒精瓶子內保存,卻在一次巴黎之行中弄丟了。100多年後,到了2022年2月,我們萬萬想不到「梵高左耳」竟然以另一種形式重現,更是出現在藝術館,而且造成了不少人的困擾。
話說,英國倫敦的考陶爾德美術館(Courtauld Gallery)以梵高自畫像為主題辦展,並在在紀念品專區販售多款「別具特色」的梵高紀念品,而其中最具爭議的就是「梵高耳朵擦膠」。
以我估計,「梵高耳朵擦膠」的創作者大概自以為幽默,以一語雙關「耳朵」(ear)與「擦膠」(eraser)而創造了這個「耳朵擦膠」(earaser)並以「梵高」的故事作為賣點,卻大大低估了當中政治不正確的問題。
「梵高耳朵擦膠」一出,引來了各方抨擊,如著名藝術家Charles Thomson便說:「參觀者是不是應該前一分鐘認真欣賞梵高,而下一分鐘就會遇到令人討厭的笑話?接下來是什麼?梵高的自殺手槍?」,「自殺不是玩笑,精神疾病也不是玩笑,這是膚淺、骯髒和麻木不仁。」
此等批評,言之有理。在群情洶湧的大勢下,館方隨即移除了所有「別具特色」的梵高紀念品(除了耳朵擦膠,還有一款印有「喜歡蓬鬆泡泡、飽受折磨藝術家的理想之選」的梵高向日葵香皂)。最後,紀念品專區只剩下一款「心情急救箱」,其包裝聲稱:「若人們遇上20多種緊急心理不安狀態,此項商品可以快速地給予協助和建議。」
「梵高耳朵擦膠」以別人的精神困擾與傷害來開玩笑,幽默不成,而成為了嚴重政治不正確的個案,可謂沒有爭辯之餘地。我只是想:當一個作品不是以取笑與標籤的角度出發,而是嘗試以平權與關懷為目的,注視某一類弱勢社群,它又是否一定可以逃過「政治不正確」的困境呢?
以入圍本年度奧斯卡金像獎最佳電影《樂動心旋律》(Coda)為例,它得到的兩極評論確實教人深思。《樂動心旋律》講述一位在聾人家庭成長的健聽女孩,在幫助家人與自我成長的掙扎中找到出路。
電影沒有刻意強調聾人家庭的苦痛,卻平實地描繪一般家庭都會經歷的溫暖、矛盾、誤會、諒解,正如非營利組織「RespectAbility」副主席德爾伯特.惠特(Delbert Whetter)表示:「看過這麼多將殘障人士描繪成無家可歸、失魂落魄到需要拯救的故事,再看這個將聾人角色描繪成小企業主及捕魚社區的領導,確實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除了內容與情節,《樂動心旋律》尊重「聾人文化」的立場亦見於其選角。當下,我們都會批評,甚至不可接受「以白人飾演有色人種角色」的安排,卻普遍對「以健聽人士飾演聾人角色」不以為意(甚至會強調、讚賞健聽演員如何學手語)。在《樂動心旋律》,導演首先邀請了奧斯卡史上首位失聰影后瑪麗.麥特琳(Marlee Matlin)入組,再一步步請來不同失聰演員出演聾人角色。
然而,《樂動心旋律》還是惹來了批評。舉例,作者珍娜.比康(Jenna Beacom)針對片中聾人家庭作為漁民的設定,便批評說,此電影「錯誤地呈現了聾人在2021年當下的發揮與才能」,亦有其他評論提到,電影以聾人家庭為背景,卻以健聽女孩為主角,實際上沒有真正令聾人充權。換言之,此有掛羊頭賣狗肉之疑。
走筆至此,不禁又想起哲學家施碧娃(Gayatri Spivak)的著名提問:「底層能夠發聲嗎?」
即如果「底層」的定義是沒有發聲權力的一群,而「底層」一旦發聲,他便不再是「底層」了,那麼,底層究竟能不能夠發聲呢?又問,我們可以如何創作到不令人困擾的藝術呢?其思考的過程已教人十分困擾,但唯一肯定的是:我們應該向着尋找到這答案的方向繼續創作。
文字工作者
本欄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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