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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4日
1888年12月23日，梵高割掉了自己的左耳，並將之打包送給了一名當地的性工作者（有說是妓寨裏的侍應）。梵高割耳的原因，至少有個兩說法，一說是因為他與高更在阿爾勒的屋子裏大吵一場所致，又有說是因為他知道弟弟要結婚，怕影響了彼此的親密關係而情緒不穩，而無論如何，兩種說法都指向一個事實：當時，梵高有精神問題。
梵高的主診醫生Félix Rey曾經在書信中說到，他拿到梵高無法駁回的左耳後，將之放於酒精瓶子內保存，卻在一次巴黎之行中弄丟了。100多年後，到了2022年2月，我們萬萬想不到「梵高左耳」竟然以另一種形式重現，更是出現在藝術館，而且造成了不少人的困擾。
話說，英國倫敦的考陶爾德美術館（Courtauld Gallery）以梵高自畫像為主題辦展，並在在紀念品專區販售多款「別具特色」的梵高紀念品，而其中最具爭議的就是「梵高耳朵擦膠」。
以我估計，「梵高耳朵擦膠」的創作者大概自以為幽默，以一語雙關「耳朵」（ear）與「擦膠」（eraser）而創造了這個「耳朵擦膠」（earaser）並以「梵高」的故事作為賣點，卻大大低估了當中政治不正確的問題。
「梵高耳朵擦膠」一出，引來了各方抨擊，如著名藝術家Charles Thomson便說：「參觀者是不是應該前一分鐘認真欣賞梵高，而下一分鐘就會遇到令人討厭的笑話？接下來是什麼？梵高的自殺手槍？」，「自殺不是玩笑，精神疾病也不是玩笑，這是膚淺、骯髒和麻木不仁。」
此等批評，言之有理。在群情洶湧的大勢下，館方隨即移除了所有「別具特色」的梵高紀念品（除了耳朵擦膠，還有一款印有「喜歡蓬鬆泡泡、飽受折磨藝術家的理想之選」的梵高向日葵香皂）。最後，紀念品專區只剩下一款「心情急救箱」，其包裝聲稱：「若人們遇上20多種緊急心理不安狀態，此項商品可以快速地給予協助和建議。」
「梵高耳朵擦膠」以別人的精神困擾與傷害來開玩笑，幽默不成，而成為了嚴重政治不正確的個案，可謂沒有爭辯之餘地。我只是想：當一個作品不是以取笑與標籤的角度出發，而是嘗試以平權與關懷為目的，注視某一類弱勢社群，它又是否一定可以逃過「政治不正確」的困境呢？
以入圍本年度奧斯卡金像獎最佳電影《樂動心旋律》（Coda）為例，它得到的兩極評論確實教人深思。《樂動心旋律》講述一位在聾人家庭成長的健聽女孩，在幫助家人與自我成長的掙扎中找到出路。
電影沒有刻意強調聾人家庭的苦痛，卻平實地描繪一般家庭都會經歷的溫暖、矛盾、誤會、諒解，正如非營利組織「RespectAbility」副主席德爾伯特．惠特（Delbert Whetter）表示：「看過這麼多將殘障人士描繪成無家可歸、失魂落魄到需要拯救的故事，再看這個將聾人角色描繪成小企業主及捕魚社區的領導，確實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除了內容與情節，《樂動心旋律》尊重「聾人文化」的立場亦見於其選角。當下，我們都會批評，甚至不可接受「以白人飾演有色人種角色」的安排，卻普遍對「以健聽人士飾演聾人角色」不以為意（甚至會強調、讚賞健聽演員如何學手語）。在《樂動心旋律》，導演首先邀請了奧斯卡史上首位失聰影后瑪麗．麥特琳（Marlee Matlin）入組，再一步步請來不同失聰演員出演聾人角色。
然而，《樂動心旋律》還是惹來了批評。舉例，作者珍娜．比康（Jenna Beacom）針對片中聾人家庭作為漁民的設定，便批評說，此電影「錯誤地呈現了聾人在2021年當下的發揮與才能」，亦有其他評論提到，電影以聾人家庭為背景，卻以健聽女孩為主角，實際上沒有真正令聾人充權。換言之，此有掛羊頭賣狗肉之疑。
走筆至此，不禁又想起哲學家施碧娃（Gayatri Spivak）的著名提問：「底層能夠發聲嗎？」
即如果「底層」的定義是沒有發聲權力的一群，而「底層」一旦發聲，他便不再是「底層」了，那麼，底層究竟能不能夠發聲呢？又問，我們可以如何創作到不令人困擾的藝術呢？其思考的過程已教人十分困擾，但唯一肯定的是：我們應該向着尋找到這答案的方向繼續創作。
文字工作者
本欄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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