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3日
一、
「打砸燒毀財物就可以促進經濟增長」,引來若干看似內行實則因為摻和了政治批判而荒腔走板的「回響」,對於這些偶爾出現「道不同」的論述,基於「言論自由」,筆者向來不作尋根問柢的剖析。事實上,重建、維修被損壞的公共財物和私產,只要庫房(和業主)有盈餘,不必挪用其他開支(比如削減老人福利或精衣節食),等於政府(及私人)對經濟注入一點額外資源,有助GDP增長,是顯而易見的。筆者數天前寫了家傭和專業人士「洗車」對GDP的影響後,記起英國經濟學家科伊(Diane Coyle)女士的小冊子《GDP—簡短而又可親的歷史》(GDP-A Brief But Affectionate History)說及一個更有趣的例子—鰥夫娶女管家為填房,對GDP竟有負面衝擊,因為女管家成了家庭主婦,而後者是「義工」,不支薪!
GDP(國民﹝本地﹞生產總﹝毛﹞值)是個經常見諸媒體因此識字分子人人朗朗上口的「經濟術語」,港人最熟悉的當然是「入世」後中國GDP年年大幅增長,而近日港官為把經濟「下行」之惡歸諸「反送中」運動(京官則有意把之歸諸地產霸權造成「屋荒」所引致),竟然置西方經濟已進入衰退初階(其實東方亦然)牽累本地經濟增長放緩的現實於不顧,硬說持續百餘日的街頭抗爭運動是元兇,便有輕重不分且與事實不相符之病。眾所周知,那些頑童或抗爭者(刁民)砸毀、焚燒公物、私產,最後無法逃避刑責,「罪大惡極」者身陷囹圄,必不可免,但他們的「非法行徑」,在富裕社會如香港,的確有利GDP的增長!事實上,除非政府莫財又無法抽調其他部門開支應急,不然,政府(及私人業主)撥盈餘進行「修復」工程,對GDP增長有積極作用,還用說乎?
二、
九二年三月筆者為文質疑GDP和生活水準的關係(詳情見九月十七本欄),沒想到近年本報發表不少專家、學者述說GDP「不完善」的佳篇,舉甚犖犖大者(筆者剪存)有二○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翻譯John Mauldin的〈GDP弊端 大政府根源〉,同年九月十二日高天佑的〈聽李克強話 忘記GDP〉;一五年一月二十七日陳大為「睇大睇細」欄的〈「煎雙蛋經濟學」解構GDP謬誤〉、同日且有新聞題為〈李克強—實施更精準定向調控〉(按指GDP不夠「精準」);而一六年三月十八日及十九日,則有時任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以〈GDP作為量度經濟活動指標的不足〉及〈GDP作為量度香港經濟活動指標的困局〉二文。顧題目思內容,這些文章對GDP的「有用性」都抱懷疑態度。眾所周知,GDP的確是量度總體(宏觀)經濟增減的最佳指標,但作為衡量人民的物質生活指數,GDP缺陷不少、不足之處甚多。李克強總理這幾句話,真的是可圈可點:「我曾經說過,我們的經濟增長目標是百分之七點五左右,所謂左右,就是說高一點、低一點都是可以的,只要是有就業、增收入、沒有水分、又有效益、節能環保的發展,都屬於合理區間,都是可以接受的」(二○一四年九月九日新華社)。
三十年代中期,美國和英國開始以GDP量度經濟體積,其時經濟產量等於工農產品—可以觸摸的產物(Tangible或Physically Measurable goods)的總和;此數據的高下,反映人民的物質生活是優裕或匱乏。一九三八年二戰爆發後,GDP的功能便轉為「應戰能(經濟)力」的統計,那意味GDP主要是「槍炮和牛油」(或鋼鐵及農作物產量)的總和……。在工農業基礎上,加上戰後大興的服務業,等於人民消費大增,令GDP增幅可人;不過,可能更蓬勃興盛的「地下經濟」,由於無單無據、無法統計,因此,實質經濟增減與GDP的數據仍大有差別;還有,在網絡無處不在的現在,人們從中可不費分文地獲得學術論文以至諸種娛樂的享受(享樂),衍生了不少經濟學家所說的消費者剩餘(consumer surplus),比如人們上網便可免費享受之餘,因而有「剩餘」的金錢可用其他用途(舉個現成例子,本報主筆林創成的新書《喪鐘與戰吼》,實體書售八十八元、電子書售七十八元,打算購實體書的讀書最後選購電子書,手上的十元便是「消費者剩餘」)。那有助GDP的增長,不在話下。
事實上,GDP的Gross,譯為毛值比總值更近現實,總值令人以為「一切」經濟活動均包括其中,實際只是大約的數值。正因有這種種「不足」,大家對GDP不必太認真!
GDP雖然只是「毛值」,但戰後以來,世界各國均以之為衡量一國一地總體(宏觀)經濟產量的標竿,經濟政策的制訂因而都以此為據;李克強總理說「沒有水分」即沒有「做手腳」的統計是可以接受的,顯示內地的有關數據有「人為成分」(為了達成領導定下的目標,負責官員加加減減是免不了的),不過,北京領導人數度指出這種弊端,料現在的數據已非常接近現實了。
三、
對不少經濟學家而言,GDP不過是一堆沒有太大實用價值的數據,但對某些別有懷抱的政客來說,GDP都有神奇效用。
科伊女士撰寫上引那本小冊子的原因多端,有趣的一點是與一宗和真假GDP有關的驚世奇案有關。話說在一九九七至二○○九年間,歷屆希臘政府為達政治目的,在GDP的統計上大做手腳(doctored for years)。長話短說,GDP愈高的國家,其財政赤字相應愈低,那會提高希臘向歐盟申請金援或向歐洲央行貸款的機率;在這種情形下,雖然希臘政府經常「換班」,但不論政治屬性,其財長都會下達指令,要國家統計局局長編列「足以令海外貸款源源流入」的數據。如此這般,希臘GDP便年年被「大大高估」(茲舉一例,二○○六年公布的GDP比實際數字增百分之二十五)。
國際貨幣基金會和歐盟有關部門,早對希臘的統計數據存疑,在連串「實地調查」後,由國際貨幣基金會及歐盟聯合向希臘政府推薦在美國受教育、歷任國際金融機構要職的統計學家左治奧(Andreas Georgiou)出任希臘統計局主席。以後的事不必細表,總而言之,左治奧在任五年(二○一○—二○一五年),大事改革,為統計數字「排洪」、糾正了一切弄虛作假的數字,GDP回復原來面貌,可是,希臘政府卻因此無法融資其財赤,終於釀成連串因工商業凋敝、失業率上升以至通脹肆虐的財政危機!
左治奧徹底整頓了希臘統計局,令希臘恢復國際信譽,然而,希臘政府卻把他告上法庭(被判勝訴但司法部門鍥而不捨咬死不放一再上訴),罪名是除了未經統計局理事會同意、擅自把統計數據公開,還有因此令國家帶來近二千億美元損失,因此造成的大量失業及商業失敗,當然亦是左治奧的過失。
左治奧於二○一五年因不肯「做假數」而被告、去職,官司至今未完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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