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7日
根據《監獄條例》,每個囚友都必須工作(就算讀書進修的囚友也不例外)。而我在赤柱監獄的早期工作,正是「掃地、洗廁所、倒污水及搬運茶桶及工場所有清潔工作。」簡單而言,是工廠內的清潔工(cleaner)。清潔工這個崗位安排,在監房是正常不過的——誰是新人誰幹清潔,直至有另一個比你更新的新人進來為止;何況我刑期短,又剛做心臟手術,「清潔工」之安排,是種貼心的考慮。
拾荒一天僅賺五元半
監房生活中的「選擇」固然稀缺,若在工作崗位上可以選擇的話,清潔工都是我考慮之列。這不同於高官在議事廳信口雌黃,說自己都是「在屋企做清潔工」,所以拒絕「當一天清潔工」的民間邀請。我選擇作「清潔工」是有前科的。去年暑假,我、張超雄、朱凱廸、區諾軒都關心「紙皮婆婆」的拾荒、回收工作困難,還應傳媒之邀,「當一天清潔工」。
我負責旺角街市的一邊,先由何太邊行邊做邊講解拾荒者的日常,再由我獨自由旺角街市行至太子大南街拾荒,看看單獨拾荒一兩小時的「成果」如何,結果腰痠骨痛事小,只拾到半車紙皮,而賣得僅值港幣5元5角事大。我用3元5角買了一樽水,之後帶着2元回家(此2元硬幣及當用使用的勞工手套,仍然珍而重之以密實袋保存着)。我不是專業的拾荒者,在拾荒期間要清理紙皮箱內可能出現的垃圾、骨頭、痰涎、煙頭等,經驗十分深刻。
更何況,師傅教落:「人生的成績好像是清道夫,怎樣做都看不出來,可是一不做就看出來。」坊間不乏一些「如何成為一個高效的僱員」、「如何在6個月內擁有亮麗的成績單」之類的成功秘笈,但於我而言,最實用的「師傅教落」,都是「清道夫」的啟示。我不知道在我「缺席」議會的日子,大家會很快習慣,甚至覺得反正我的「出席」可有可無,還是覺得在某些議題辯論上總是缺少上什麼。或者可以再浪漫一點:「有意義的缺席比沒意義的出席重要。」
Viktor Frankl(對不起又是Viktor Frankl,因為在監牢可讀的書有限,他的《活出意義來:從集中營講到存在主義》是我的獄中最愛)在上世紀四十年代被困在集中營奧斯威辛(Auschwitz),負責過「執死屍」的工作,這種歷劫真是非筆墨所能形容。作為一個精神科醫生及人道主義者,他篤信「沒有痛苦和死亡,人的生命就無法完整。」因為如果人生真有意義,痛苦自有其意義。
痛苦正如命運和死亡一樣,是生命中無可抹殺的一部分。他以為忙碌而積極的生活,會使人了解創造的價值;悠閒而退隱的生活,則使人體驗美、藝術、大自然。至於既無創意又不悠閒的生活,也不是沒有目的的,它使人有機會提升其人格情操,並在「諸般不順,百不勝心」的逆境下選擇其生活態度。集中營當然跟悠閒生活和創意生活無緣,但人生在世,並不是只有創意和悠閒而已,如何從痛苦中學習?如何從痛苦中令生命更加完整?這也是一門生命最嚴肅的功課。
清潔工又如何?一個人若能接受命運及其所附加的一切痛苦,並視之為自己要肩負起的十字架,即使身在比赤柱監獄更惡劣的環境中,也可以加深生命的意義,使得更加堅忍、尊貴和溫柔。是故今天(5月16日)收到糧單,3星期的工資只有26.6元,僅夠買400毫升洗髮水(25.2元),我都沒有hard feeling,事關清潔工的意義遠遠大過這瓶洗髮水。
意義比洗髮水更大
說到清潔工,不得不提我在獄中其中一個遺憾,就是獲悉香港工運界巨人、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陳錦康因病離逝,而我因為在囚而錯過送別康仔的安息禮。我在獄中工作時,不時回憶跟康仔的相知相識,以及我在浸大負責應用社會服務課程時,安排同學於工業傷亡權益會實習的情況。之後做了議員,康仔老是找我傾人力事務委員會的工作,還記得他為我主動加入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跟進勞工議題而打電話給我致謝——其實,是我該向康仔致謝才對。
不謀而合,我入獄後在立法會大會提出的第一條口頭質詢,就是與工業傷亡權益有關,主題為「過勞死」。懲教署再三拒絕我外出到立法會履行議員職務,我只好委託張超雄議員代讀質詢;沒想到局長羅致光在回應郭家麒議員追問時,竟可冷血如斯——「死幾多個人唔係我哋嘅考慮因素」都說得出口。僱員因過勞而死亡,一個都嫌多!康仔精神長存,我們必定繼續爭取標準工時及立法訂立過勞死。在此,謹向為基層工友鞠躬盡瘁的陳錦康先生致敬,在禱告中紀念康仔及他一家。
邵家臻 在囚立法會(社會福利界)議員
訂戶登入
下一篇: | 港交所ESG修訂方向正確 惟監管之餘更須支援 |
上一篇: | 同性婚姻問題芻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