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23日
一個雙老家庭,丈夫黃伯要親手殺死病重的妻子以求雙雙解脫;領取長者綜援的合資格年齡,由現行的60歲上調至65歲……近日本港基層長者處境再次令人關注,不同事件反映的,均是長者的需要受漠視,政府的長者政策並非以長者利益為依歸。
收緊綜援不顧現實
香港正面臨人口老化,2016年長者人口高達116萬,長者人口佔整體人口的比例為15.9%,預計到2031年將上升至29%;2017年政策介入後,長者貧窮人口仍高達34萬人,為9年來新高。當人口不斷老化,預計情況只會繼續惡化,如果政府不改變現時的政策方向,問題將愈加惡化,長遠為社會帶來惡果。
政府決定上調領取長者綜援的年齡,引發各方爭議。政策意味介乎60至64歲的基層長者,只能領取成人綜援2455元,比長者綜援少1030元;部分津貼亦要到65歲才能領取,包括租金按金津貼、醫療津貼、牙科津貼、眼鏡津貼等。
此外,60至64歲的健全綜援申請人亦將要繼續參與「自力更新綜合就業援助計劃」,變相被迫重返職場。
當局日前雖然提出「補鑊」措施,向受影響的綜援申請者發放1060元的「就業支援補助金」,但他們仍要繼續找工作。政府聲稱措施的目標是鼓勵長者就業,以減少援助去鼓勵就業,那根本是不顧現實。
事實上,基層長者從事的工種大多以勞動為主,他們不少因身體勞損、患上疾病,甚至職場上的年齡歧視,才會減少甚至無法工作(50至54歲勞動人口參與率78.5%,60至64歲只有47.6%)。
綜援就是長者最後的一張安全網,也是香港社會最低的保障線,對於付出一生勞力、經濟相對弱勢的長者,社會更應回饋他們,保障他們退休後每月收入至少可靠近綜援水平,令他們真的可生活無憂。
初老被迫重返職場,本港中老的處境同樣堪虞。「黃伯殺妻案」無疑是一宗悲劇,事件反映現時當局對長者安老服務的不足。2016年本港共有116萬名長者,當中家庭住戶其所有成員均為長者,包括獨居(獨老)或長者夫婦(雙老)組成的住戶共有44萬個,比2006年上升16萬,可見獨居或雙老人數不斷增加。
不過,政府資助的「長者暫託服務」中,各區的長者日間暫託服務,指定暫託服務的名額大多為單位數;在灣仔區、東區、南區、油尖旺、西貢、沙田、大埔、元朗更是「零空缺」,沒有日間暫託,照顧者更難有喘息空間。
倡增經常開支367億
此外,津助院舍及合約院舍最少要輪候38個月,上年度已有6611名長者於輪候期間逝世;參與改善買位計劃的私營安老院亦要輪候8個月。至於私營安老院費用昂貴,質素也十分參差,有團體調查發現,部分寢室僅約3平方米,輪椅難以出入、個人儲物空間不足,甚至比起一個7.5平方米的獨立囚倉更小。安老服務不完善,基層長者最受煎熬。
弱勢初老失去綜援,病弱中老得不到照顧,種種事件已清楚透視社會保障制度已千瘡百孔。
正如黃伯說:「呢啲係社會問題,係窮人必定要行嘅路。」難道在香港極富裕的社會,也不能好好讓長者安享晚年?
過去10年,政府累積逾6900億元盈餘,令財政儲備突破11000億元。政府早前表示,過去數年用於長者福利的開支已增加一倍。
然而,當宏觀檢視政府經常性開支,2017/18年度政府經常開支佔生產總值的比例為14.4%,投放在惠及最多基層市民的經常性開支比例一直低企,比2003年「沙士」時期15.7%更低。
相比部分其他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如日本、南韓、英國、加拿大、瑞典、紐西蘭,港府投放在基本服務如醫療衞生、社會福利方面的比例,更近乎包尾。長期護理服務名額長期供不應求,安全網一再收緊,令為社會勞碌一生的長者不得安老,我們既難過,更是憤怒。
我們期望政府能真正以人為本,扶弱惠貧管理公共財政,讓基層市民能享有尊嚴的生活。我們建議政府可額外增加經常開支367億元,每年增加約122億元,以適切應用在長者安老,以及其他惠民工作事宜上。
當局應循「鼓勵」角度,正面推動長者重投勞動市場;而並非一意孤行,在未聆聽各界聲音下強推有關政策。
政府必須根本改變長者政策的思維,長者並非社會負資產,而是社會重要一員,當局有責任為他們提供合適而又切實的幫助,讓他們活得更有尊嚴。
曾迦慧 樂施會港澳台項目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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