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2日
在青年發展委員會出生之日,不如談青年議會死亡之謎。
別以為青年議會只是紐西蘭、英國、巴基斯坦、加拿大才有的東西,也別以為「青年三政(論政、議政、參政)」只是林鄭月娥政府才想到的新思維;其實早於九十年代已有地區青年議會,只是2000年以後,因為各種原因,包括時任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林鄭月娥以行政措施,把它煞停於萌芽狀態。
種種原因令論壇成絕響
沙田地區青年議會於1990年成立,是香港首個以年輕人為主的議會。高峰時期,同時在沙田、觀塘、大埔、荃灣和西貢共5區設有青年議會,參加人數共134人,其中學生有107人。這些青年議會都是區議會舉辦的青年活動,參照區議會的運作模式,定期討論全港議題及組織社區活動。但由於缺乏中央統籌,隨着各區區議會換屆,5個地區青年議會已於2003年全部解散。
民政局在2004年青年高峰會議上,曾討論重設青年議會,並改名為「青年事務委員會青年論壇」,擬在全港6區率先推出青年論壇,包括沙田、大埔、元朗/天水圍、觀塘、深水埗、中西區。每區可獲5萬元撥款進行活動宣傳,並原定於2006年5月及6月下旬進行代表選舉工作。
直至2006年5月,時任民政局常任秘書長的林鄭月娥與青年論壇專責委員會商討青年論壇選舉事宜時,以各區選舉模式不一、選舉宣傳期和區議會諮詢文件推出時間重疊等原因,決定暫緩選舉。至2007年6月,委員會通過把「青年高峰會議籌備工作小組」及「青年論壇專責委員會」合併為「青年高峰會議及青年論壇工作小組」,並取消青年論壇選舉;其後,再於2008年1月把「工作小組」改稱為「聚焦小組」,全力協助籌辦青年高峰會議,自此青年論壇成為絕響。
由青年議會萌芽成長、初露頭角,到雄心壯志,全速前進,再到改名、重組、押後及消失的過程中,我是座上客,也是當事人。時為1998年至2001年,我是前缐社工,負責荃灣青年議會的工作。我以「接近100%區議會運作」作為招徠,向區內中學和社會福利署資助的青少年服務單位招募青年議員。每兩個月開會一次,每次均會討論一個地區議題及一個青年議題。荃灣青年議會啟動之時,還在荃灣區議會副主席的見證下,在區議會會議廳進行宣誓儀式。參與的年輕人均以青年議員相稱,並備有議員證和名片。
還記得,處理過的地區議題有:荃灣區中學生對自修室服務的意見調查、夜店林立所衍生的治安問題、荃灣區垃圾桶放置問題;而青年議題則有:是歧視還是保護青少年?由夜貓行動說起……、青少年對教科書的意見調查、應否在全港設立地區青年議會?等等。荃灣青年議會啟動之時受到各方青睞,認為青年議員醒目有型,說話有根有據,不失為一個上佳的青年公民教育活動。
當局查問竟變成問罪
然而,我們內部則有反省,認為動輒以調查研究或一萬幾千字的長文作為會議文件,門檻實在太高。有時更落得「失語症」而不自知——所謂失語症不是指他們不會說話,而是只會重複別人的說話,既沒有能力與其他社群展開平等對話,更沒有能力創造自己的語言系統來對話。以成年人的議會作為楷模,顯然沒有對「成年殖民論述」作深刻反思,使得青年議會延續了太多成人世界的神話,以成年人的論述方法,作為認同、學習的對象,結果出現「老成持重的青春少艾」的怪相。
不過,這些思想震盪不足以令荃灣青年議會滅亡。真正出事的原因,是「董建華」。荃灣青年議會在全年最後的一個議題:應否在全港設立地區青年議會?的議題上,出信邀請時任特首董建華出席會議。以為就算特首無暇出席,也會找個民政事務局局長出席;就算民政事務局局長無暇出席,也會找個民政事務總署署長出席;以為民政事務總署署長無暇出席,也會找個副署長助理署長之類的官員出席……結果如意算盤不但打不響,還打在自己頭上。
特首辦向民政事務局查問,民政事務局向民政事務總署查問,民政事務總署向區議會查問,區議會向工作小組查問……查問復查問,查問變成問罪。罪名是:「冇大冇細,膽大妄為,魯莽出軌」;結果是「沒有下次」,荃灣青年議會再沒有資助了。
莫說是捋虎鬚,連碰一碰也罪該至死。我不知道荃灣青年議會的中伏,是否只是孤例。我只知道,青年發展委員會剛在4月24日召開了第一次會議,主席張建宗司長老是興致勃勃地說:「委員甚具代表性」、「當中超過一半屬35歲或以下」、「委員會應發揮跨局、跨部門協調功能,致力做好與青年『三業三政』相關的工作」……其實並沒有交代青年議會之死的底蘊。
邵家臻 立法會(社會福利界)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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