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27日

邵家臻 專業議政

致社區發展：我有一個夢

「我有一個夢……」時為1963年，美國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在林肯紀念堂廣場，向着20萬群眾發表這篇激盪人心的演說。這篇被視為美國史上最偉大的演說之一，它教曉我們，真正的強者是毋須任何武器和暴力，仍能在警棍、催淚彈、水炮之下，堅毅不倒。

服務發展停滯被陰乾

「傘落社區」、「深耕細作」、「走入社區」、「自己社區自己救」……這些都是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喊得最多的口號。不少人開始意識到，與其依靠威權政府自我修正，不如由自己一手一腳啟動改變。不論元朗的環保回收站、天馬苑的居民墟市、土瓜灣的維修香港—關懷社區服務隊，還有太和邨的「太和後裔」……這些都是由街坊、素人所關心的社區身邊事做起的好例子。

社福界對這種「自己社區自己救」的社區發展方式，可謂毫不陌生。早於1973年，政府在其《社會福利白皮書》已訂立4個層次的社區發展服務，包括：社區中心、屋邨社區中心、社區會堂、社區服務計劃；至今香港仍有13間社區中心及17支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工作隊正常運作。

雖說社會福利署至今仍保留社區發展服務，並以「促進社群關係，在社區內建立團結精神，並鼓勵個人參與解決社區問題，務求改善社區生活質素」為目標，但自九十年代，社區發展服務就開始被政府陰乾。

在火紅的七十年代，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在不同社區中扮演積極的角色。當時香港的居住環境惡劣、治安、衞生、社區設施等百廢待興，殖民地政府以疏導而非圍堵的方法，藉着社區發展工作隊組織居民，讓其表達意見，協助政府填補服務空隙，擔當政府與居民之間溝通的橋樑。

及至八十年代，代議政制急速發展，使得議員代替了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的民意代表的角色，令社區發展服務的代言人角色成了明日黃花。到了九十年代，政府希望進一步收緊對民間社會的控制，先是打擊社福界的社會行動，以求減少政府的壓力。於是遂舉起「社區需要大致已可由綜合青年服務中心、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所滿足」，間接宣告社區發展計劃工作隊已完成歷史任務，可以休矣。

民政事務局2005年發表《社區發展政策聲明》，算是再次確立社區發展對市民參與解決社區問題的角色。可惜，民政事務局自打嘴巴，未有積極地執行該政策聲明。千辛萬苦組成的「非政府機構社區發展平台」，本來有助政策制訂者與服務提供者共襄服務發展方向，但有關部門非但沒有定期召開會議，更由2016年3月至今，沒有再進行會議，令服務發展停滯不前。

雖然不同的政府部門近年開始因工作需要，也有開展所謂的「社區工作隊」，例如房屋署的新屋邨社工隊和水務署的專責應付鉛水投訴的社工隊，但那些「社區發展服務」已今不如昔。他們多以個案管理為主，已難跟昔日的「社會倡議」、「充權面向」相提並論。表面看來，社區發展服務百花齊放，查實是失去了對政策的批判銳角。

「關水喉」製造寒蟬效應

社區發展工作隊被陰乾，已成為非政府機構和社工頭上的一把刀。事件證明政府已為非政府機構重新定下界線。昔日政府對民間組織和社會行動相對包容，如今卻動輒以破壞和諧、影響政府施政而「關上水喉」，使協助居民組織和捍衞權益的服務不得不停下來。政府此舉無疑是為社福界製造寒蟬效應，令機構和社工變得愈來愈保守，甚至自綁手腳，生怕超越界線而連累服務。恐怕這種「識時務者為俊傑」的恫嚇，在威權政府的管治下只會愈來愈多。

政府討厭社區發展是一回事，社會需要社區發展是另一回事。社區工作手法不單未落後，反而是當今香港社會更形需要。就以劏房居民為例，按政府估計，約有20萬人蝸居劏房這種「不適切住房」之中。他們飽受地產霸權之苦，又被「濫收水電費」、鼠患、蝨咬、治安、火災等問題煎熬，可說是社會底層中的底層，他們的聲音，誰來整合？他們的控訴，誰來組織？

新落成的公共屋邨，也不見得安居樂業。就以安達邨、安泰邨、啟晴邨、祥龍圍邨、水泉澳邨、洪福邨為例，由匱乏社區搬進去的居民，只是從一個匱乏搬去另一個匱乏之中。他們當中的經濟、情緒、家庭等問題隨時因搬屋而變本加厲。加上新屋邨的社福規劃遲鈍又錯置，社會服務的配套往往付之闕如，社區發展工作隊正好大派用場，填補社區的空隙，改善社群或社區的生活質素。可是，政府當局有正視過社區發展服務的作用嗎？

3月26日，立法會公屋及居屋商場、街市及停車場事宜小組委員會正討論「新建公營房屋的商業及社會福利設施規劃」。開會之前，監察公共屋邨福利規劃聯盟進行請願，一面罵規劃其實是「虧」劃，一面爭取成立恒常化的新屋邨社工隊，協助來自五湖四海的基層街坊及早適應新社區及建立互助網絡。而這可謂是社區發展的「我有一個夢……」，追夢者已經把球踢到政府哪邊場裏去，正等待政府還招。

邵家臻_立法會（社會福利界）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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