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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24日

楊庭輝 新思維網絡

全球左翼勢力應作怎樣改變

筆者去年曾在此欄指出世界各地左翼勢力的不足之處。坦白說,筆者並非左翼理念的死忠,因歷史確曾出現過其在實際操作上的災難性後果。不過,若然完全沒有共融、平等和公義的願景,人類的生活只會停留在零和遊戲的博弈層次。若然閣下仍對共融、平等和公義有絲毫的執着,那便應該認真正視左翼理念在實際操作上的問題。

過往左翼人士為人詬病之處主要有三點:

一、對人性的要求過高;

二、雖然希望鋤強扶弱,但由於在實際操作上,常以直覺界定強弱對錯,所以容易出現先入為主的判斷,導致實然性的鋤弱扶強,或/和偏袒錯誤的一方;

三、對現實的認識不足,結果好心做壞事,甚或出現災難性的問題。以上三點均有相互重疊之處,到底左翼是否可以避免重蹈覆轍?本文嘗試提供兩個改革的導向:

【改革導向一】

一、左翼人士應首要尋求共善(common good),而非單純訴諸高尚的人性。若推行的制度或政策要強制性犧牲某個群組的利益,甚或要求他們作出近乎捨生取義的犧牲,那便勢必遭到該群組的激烈反對。部分左翼人士對資本主義不屑一顧,正正是以它犧牲基層勞工的利益以成就資本家的富裕(以及錯誤地假設勞工與資本家有對等的討價還價的權力),作為批判的主軸。

不過,在批判的時候,最忌的是重蹈批判對象的覆轍,而由意識形態的某一極走往另一極,卻弔詭地使這個問題難以避免,例如實證顯示,共產主義會使資源分配至不恰當之處,因而造成大量浪費。然而,中共現時由過往的共產主義走往比不少資本主義國家還更資本主義的路線,所以她目前仍有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

至於迄今在世上仍具不俗影響力的凱恩斯經濟學派,亦被批評如下:

一、公共選擇理論學派的經濟學家傾向認為,凱恩斯經濟學派錯誤地假設制訂政策者是偉大無私的聖人,古今中外不乏制訂政策者假公濟私的例子;

二、一旦政府以有形之手作出干預,有相當部分的市民便傾向政府加大干預的力度,保障自己短期內的利益,然而這將加大政府的財政負擔(這個論點固然有滑坡之嫌,但亦不妨正視希臘瀕臨破產的情況);

三、政府由計劃作出干預至實際推出干預性的政策有一段時間差距,但經濟狀況是瞬息萬變的,待政府真正作出干預時,實際的經濟狀況已作出改變,使干預的行動弄巧反拙,但要撤回那些干預的政策,又須額外花一段時間,甚至已不能逆轉;

四、制度或政策改變,在局限下尋求自身利益極大化的人類,在行為上亦會作出改變,政府作出干預未必能達到預期的目標,例如減稅在理論上可刺激消費,從而增加就業,但坊間如果意識到減稅會加重政府的財政負擔,將來或有再度加稅的需要,或各種其他原因意識到減稅只是短期措施,那他們便可能會儲蓄起大部分的減稅金額以應付日後的交稅開支,導致未能成功刺激消費,這亦是所謂的「節儉弔詭」(The Paradox of Thrift);

五、擴張性財政政策雖或有助改善失業率的問題,但它同時會造成通脹的問題,使勞工的真實收入減少(雖然名義上的收入可能有所上升);

六、政府執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時(有時亦可視為執行分配性公義的過程),未能有效地運用資源和把資源分配至恰當的地方。

以上政府干預經濟的問題,雖然未必同時出現,但要同時避免以上問題,則未必那麼容易。以奧巴馬醫保為例,它一直備受批評的主因最少有三個:

一、它高昂的行政費,使個人購買它的費用,比購買私人市場提供的醫保方案的還要高;

二、它是強制性的方案。換言之,無論美國公民是否願意,也須付款,因此它又被視為美國經濟倒退至計劃經濟的象徵;

三、隨着人口老化和醫療費用愈趨增加的問題逐漸浮現,奧巴馬醫保將對交稅的美國公民(尤其是中產和年輕一輩)造成愈趨沉重的負擔。故此,即使奧巴馬醫保能夠照顧基層的醫療需要,其他階層的人士亦要就此付出不少的代價,所以它備受非議亦不為奇。這不表示奧巴馬醫保不是尋求共善的嘗試,但明顯地,它有不少細節尚待修正,然後才能避免好心做壞事(撰文之際,特朗普未必是計劃修正奧巴馬醫保那麼簡單,而是有可能廢除它)。

可能有人認為,筆者指左翼的政策要求別人作出接近捨生取義的犧牲,不免過於誇張,但筆者並非危言聳聽。若要求別人犧牲自己的經濟利益來保障另一些人的利益,那便算是捨棄部分的生活質素,以換取傳說中的大義。更甚的是,有些左翼的政策(不一定是經濟政策)更會對人民的生命構成危險,例如大躍進運動換來3年大饑荒;又如歐盟的敍利亞難民政策是以保障弱勢社群作為出發點,但當時已有不少分析指出,接收難民將為歐洲各國帶來無日無之的安全威脅。

雖然當時這些分析給部分左翼人士視為危言聳聽,但在實證上,後來歐洲確是出現恐怖分子假扮難民混入歐洲發動恐襲,以及有難民在寄居地作奸犯科,激起當地民眾的憤怒,遂令不少歐洲國家出現右傾的趨勢。對相當部分居住在當地的人民和受害家屬來說,抽空談大愛共融,才是真正的粗言穢語。

當然,左翼和右翼的觀點永無完美的平衡,而要討好所有人亦注定失敗。若然施政不是尋求制度內或作改變後的共善,或沒有在使某個階層受惠的同時,減低對另一階層的損失,而是以意識形態主導作「拉一派、打一派」的舉動(無論左翼還是右翼),或以尋求共善的名義實踐個人一廂情願的想法,那便既會使一代人陷入萬劫不復之地,亦會使自己的陣營失去不少原先的支持。

【改革導向二】

左翼人士應加強從市民的切身利益方面着手組織論述,而非單靠抽象的理念支撐。這亦與第一點相關。簡單而言,若要獨沽一味靠價值層的理念去推動某項事情,那便只有大幅度改變別人的信仰、信念和思維,方能成事,但這個方式的成效頗常受到質疑。

誠然,若然社會每個人均是一張白紙,那確是有「人皆可為堯舜」的可能性(所以有些人強調這理應是幼兒教育的願景)。然而,若然對社會的現實情況有所認識,那便不難明瞭「聖人幾稀」的道理,否則也不用制訂法例監管人類行為。單以價值層的理念去推動某項事情的問題,不僅是成效不彰,而是一旦成效不彰後,推動改變的人士有可能會由服務群眾變成譴責群眾不懂大義,甚至為了迫使群眾「勿忘初衷」而無所不用其極。

以推動動物權益為例,有部分動物權益者只是單靠權利、自主、解放等概念說教提倡禁止吃肉,即使不論他們的概念或立論是否有問題,若然群眾對他們的說法無動於衷,他們便怪責群眾殘酷不仁。不過,如果真的要推動動物權益,那便應該同時或甚主力從肉食者的切身利益着手,尋找有沒有真憑實據證明吃肉會對身體有明顯的傷害,或/和有沒有不提倡吃肉、但同樣營養均衡(且更美味)的食譜。

的確,有些人明知嗜肉對身體不好仍繼續嗜肉。若然那些人連自己的切身利益也不理會,難道他們會理會那些價值層的理念嗎?推動動物權益只是其中一個例子,不過在其他議題中,若要爭取最廣泛程度的支持,對不同人說之以理的側重點也應有所不同(但要盡量避免出現前後矛盾的問題)。

話雖如此,筆者對全球(包括香港)的左翼勢力會沿以上兩個導向作出改革並不感樂觀,尤這意味着連同部分強硬的左翼人士,也須從自己原先鄙視的理論中學習它們的長處,然後補取自己提倡的理論的不足之處。當然,部分上述的問題並非左翼勢力獨有,有機會再談。

楊庭輝_新力量網絡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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