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4日
臨近六四,少不免被追問「是否」支持平反六四。外界關心學校的教學,但往往只期望一個簡單的答案——「是」或「否」。如此評價歷史或社會課題,會否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
教育工作者如何在紛亂的資訊之中,抽絲剝繭探求事件的全貌、理順事件的脈絡,傳承史實而非傳承情緒,是我們追尋、理解和教導六四課題的重要態度,絕不能用一個簡單是否支持平反可以取代。
外界對學校教授六四,普遍存在幾個迷思。
迷思一:教不教?
香港資訊自由流通,市民談六四可謂百無禁忌,校園亦然,任何政治議題都可以開放討論,學校不應、也沒有可能設禁區來迴避六四。
當年,六四是內地學生為了反貪腐、反官倒、希望國家更民主自由而發起的一場愛國運動,為何不能談?不過,隨着時間的推移,事件愈來愈複雜,中央亦錯失處理事件的時機,最終形勢失控,以武力清場,這是事實。當時,香港站出來的市民都抱着愛國的心態,面對如斯結局,我們很傷心,部分人更從此對中央政府起了戒心,這亦是事實。因此,我們直視六四時,大前提不是單純的、被動的去回應別人提出的口號,而是怎樣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認識事實的全貌,歸結出正確的評價,由學生的愛國熱忱,以至事件的發展、中央政府的處理手法,完全可以討論。
迷思二:這個課題教多少?
在教學深度和廣度上,我一直認為這是教師的專業決定,由教師根據學生的年齡、程度、學習階段和興趣,設計學習目標、學習意義、教學內容和課時,而不是按老師的個人感受來決定。學生有興趣,可更深入探討,但毋須刻意形式化,重點是尊重史實,從多角度給學生自由探討的空間,依教學原則而非政治角度或情緒角度去看待事件。我相信我們的教師有絕對的能力作出專業決定!
迷思三:教什麼?
關於教學內容,坊間有不少關於六四的資料,單單是報道和圖片已有數萬項,並且輕易在網上找到,即使市面上有不同出版社的教材,亦有不同重點和鋪陳。
在海量資料面前,最重要是掌握原始第一手資料和一些重要的資訊,例如四二六社論如何定性學生運動、六三○報告、廣場上的人物如柴玲、侯德建的說法、吾爾開希與李鵬的對話、最先離開廣場和最後離開廣場的人說了什麼……這些第一手原始資料都可以在網上找得到,要理順事件,追尋真相,我們應從中去發掘,以此為據,客觀地理解事件,只有懷着尊重歷史的胸襟,才能理直氣壯地去談論,而非人云亦云。這亦是我們日常教學所強調的。
迷思四:如何教?
在教學形式上,有人以出席燭光晚會為方法。事實上,燭光晚會不是悼念六四的獨家或專利活動,悼念可以是多形式、多樣化的。身為教育工作者,以老師的身份帶領學生出席課外活動,首要必須考慮學習意義,要明確區分政治活動和教育活動的分別,否則,便會在輿論壓力和社會氣氛之中迷失,淪為訴諸情緒、空喊口號的政治宣洩或政治表態。
是以,如何從多角度了解六四的內涵,包括釐清責任、還原事實的真相,對教育工作者尤其重要,豈止一句「平反」可以概括?
對於六四,不同人有不同的感受。回首當年,我剛畢業投身社會工作,跟大部分香港人一樣,緊盯着電視,追看北京的事態發展,最終清場還是發生了。我們這一代,有人從此不慶祝生日,因為他生於6月4日;也有人把自己的手機密碼改為8964,提醒自己不要忘記;亦有人累了,很想放下;而我,則堅持正確評價。
一般紀錄多以領導人更替作為六四的一個段落,但在傳媒、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六四還有感情上的牽絆。而為了這個句號,我堅持追尋,我理解事情不能急於求成,但為此,我願意等,等待一個正確的評價。
近年,部分年輕人對六四印象模糊,甚至認為國家的事跟自己無關,有人直指這是學生沒有讀中國歷史之故,對於這一論述,筆者認為不能簡單歸因。但單就中史課程而言,要傳承,便要讀完整的中國歷史,特別是百年前國家如何從捱打、捱餓、捱罵的道路之中走過來,當中經歷了幾多代人的努力、幾多次的革命、幾多人的犧牲,才知今天成就之得來不易。
歷史不斷向前推進,傳遞資訊的途徑不斷創新, 課程發展亦應與時並進。然而,中史課程已20年沒有更新,如何在源遠流長的歷史之中選材,須有專業和足夠的討論,以確保中史課程能夠回應時代的需求。
對於下一代的冷漠,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反思, 包括反思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和學校教育,這些都是影響因素,我們不能把責任推給任何一方。畢竟,愛國是一種文化價值,沒有可能灌輸,學生的感情,教師也無從控制!要培養品德,從來只能通過身體力行,以生命影響生命,因為價值是在日常生活中體現。
蔡若蓮 中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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