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夏季，於葡萄牙舉行的歐洲央行論壇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第一副總裁戈皮納特（Gita Gopinath）闡述了她所謂的「令人不安的3個貨幣政策真相」。但讓聽眾感到尷尬的，卻往往是演講本身。
戈皮納特的第一個真相是，「通脹率已花了太多時間回歸設定目標值，」同時，「持續的高通脹率致使降低通脹率變得更加困難。」
可不是嗎？多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能為我們提供如此大膽的見解啊！
但在這些陳腔濫調中，有一個觀點令在場的銀行家們大吃一驚。「進一步加強資本緩衝是有幫助的，」戈皮納特認為，「銀行應將當前的高額利潤留作資本。」但人們可能會問一個問題，那就是這究竟對誰有幫助？
以這種方式實現更高的資本，將催生成本更高且可用性更低的信貸。同時從金融穩定性的角度來看，戈皮納特也曾在其他地方指出「整個銀行體系的資本和流動性比率是穩健的。」英倫銀行本周證實了這一觀點，下結論稱「銀行有足夠的資本在嚴重壓力下生存。」
因此戈皮納特主張使用宏觀審慎政策，替代（或補充）加息。但這並不是額外資本緩衝的最初論點——它原本是作為應對金融體系內部相互關聯性和脆弱性，所帶來的系統性風險的一種手段，來四處推廣的。
正如美國聯儲局負責監管的副主席巴爾（Michael Barr）最近解釋的那樣，「逆周期資本緩衝的目標是，在順境中構建緩衝，以協助應對逆境。」而人們需要比戈皮納特更加仔細地，評估利用宏觀審慎政策推進貨幣政策目標的後果。
戈皮納特針對銀行資本水平的直覺，讓人想起了某次會議交流：「答案是增加更多資本。但問題是什麼？」智庫機構經濟政策研究中心2017年的一篇論文，提出了這個問題。在審視銀行資本比率長期的數據，並將其與金融不穩定事件進行配對後，論文的作者們得出結論說，「資本比率幾乎沒有提供有關系統性金融危機發生概率的資訊，」但「即使宏觀審慎政策不能預防金融危機，卻可以降低人們為金融危機所付出的成本 。」因此如果我們關注的是金融穩定性，便有理由提問，美國和瑞士銀行體系最近發生的問題，是否意味要全面增加資本。
目前還不清楚是否如此。矽谷銀行和瑞士信貸銀行的經營模式都有問題——前者的風險高度集中，而後者則按照一個追逐風險的投資銀行模式運作。
聯儲局對自身監督矽谷銀行的審查，將其破產描述為「銀行管理不善的教科書式案例」，並未將資本薄弱作為一個促成因素。聯儲局確實認為，該銀行需要更多可以獲得救助的長期債務——巴爾的最新建議將填補這一空白。
2018年取消對美國中型銀行相關要求的做法，顯然是一個錯誤。雖然（尚）未有一個關於瑞信為何需要被救助的對比性評估，但瑞信在2022年底認為其資本狀況令人滿意，甚至高於國際平均水平。但當投資者和存戶在去年冬天失去信心時，這種明顯強大的資本後盾也無濟於事。
事實上兩家銀行的倒閉，讓人聯想起英國經濟學大師白芝浩（Walter Bagehot）在其著作《隆巴底街》（Lombard Street）中的觀點：「一家經營良好的銀行不需要資本，而再多的資本也救不了一家經營不善的銀行。」而對此一個信手拈來的反駁，則是我們如何才能知道一家銀行經營不善。
誰來決定一家銀行的商業模式和管理層何時變得無以為繼？過去幾年來投資者一直在壓低瑞信的股價，但卻還不足以使問題得到解決。監管者能做這樣的判斷嗎？
這是中央銀行領域長期存在有關規則相對自由決定權之爭的一個版本。監管機構目前的做法是，附加一個數值（以普通股一級資本表示）作為可持續性的測算指標，但在最近的兩個案例中效果並不佳。那如果監管者得出結論，認為雖然某家銀行達到了資本最低標準，但從長期來看並不具備生存能力，他們是否應該作出定性判斷，並將該銀行納入某種形式的處置程序？
如果監管者貿然作出這樣的判斷，股東肯定會持批評態度。各類集體訴訟或潛在司法審查必然隨之而來。
作出這類判斷的門檻，一定要設定得很高。但另一種選項——不斷提高資本金，因此對信貸供應造成嚴重後果，又極其無法確定會對金融穩定產生何種益處——則看起來代價高昂，且無法令人滿意。也許巴塞爾委員會的才俊們，可以將部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運行，一個強而有力具限制性的自由決定權監管制度上，而不是在監管資本方面層層加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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