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通脹辯論忽略中國因素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的《美國救援計劃法案》（American Rescue Plan）的規模，即今年支出1萬億美元，之後再支出9000億美元，再加上他承諾的3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和能源計劃，嚇壞了許多宏觀經濟學家。他們的擔心是否合理？

銀行和債券市場的經濟學家們以前曾警告過「狼來了」，而現在這些警告可以置之不理了。一年前，許多人憂慮價值2.2萬億美元的《新冠病毒援助、救濟和經濟安全法》（CARES Act，下稱《關懷法案》），將通過大規模增加貨幣供應煽動惡性通貨膨脹，但這卻沒有發生。

批評者當中，更值得注意的是新凱恩斯主義者，比如哈佛大學的薩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及其眾多擁護者。薩默斯提供了另一種分析，他的叔叔森穆遜（Paul Samuelson）在1960年與之後的諾貝爾獎得主梭羅（Robert Solow）一起推出了菲利普斯曲線。這個簡單的模型提供了經濟史上第一個10年中最成功的實證預測，並自此成為經濟學原理。

菲利普斯曲線借鑑十九世紀末英國和戰後美國的數據，假設了通貨膨脹和失業率之間的反比關係：當其中一個數值下降時，另一個則會上升，這似乎就是如今困擾薩默斯的問題。各種救援和聯邦支持計劃的確規模龐大，僅《美國救援計劃法案》的資金就佔國內生產總值的6%左右。

聯邦政府的全部支出規模更大，據估計達到國內生產總值13%。相比之下，按照慣例估計的「產出缺口」（經濟中的鬆弛程度）只佔到了四分之一，或許會更小。

此外，官方公布的失業率為6%，與傳統上被認為代表「充分就業」的4%的水平相差不遠。那些領取政府救濟金的人集中在收入分配的最底層。因此，在理論上，應該在現金支出中多花錢、少存錢，特別是考慮到許多家庭已經有了一些從《關懷法案》中留存下來的儲蓄。按照傳統菲利普斯曲線的邏輯，新的「刺激計劃」可以把失業率下調，促進充分就業，將通脹率從2020年的0.6%升至最少2%到3%。

不過，自1969年以來，菲利普斯曲線的走勢一直很艱難。在那之後的大約25年裏，主流的經濟思想認為至少「從長遠來看」這不是一條向下傾斜的曲線，而是一條垂直的線。

這意味着，任何試圖將失業率降低到「自然率」或「非加速通脹失業率」（NAIRU）以下的企圖都會產生惡性通貨膨脹。我敢肯定，薩默斯對美國資本主義的信心比這一觀點所暗示的要大得多；然而，他總是緊貼這一易變的思想流派。

菲利普斯曲線沒應驗

另一方面，現實卻抹殺了菲利普斯曲線。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更準確的說是九十年代中期）開始，沒有通貨膨脹的跡象，而較低的失業率也往往不會帶來通貨膨脹。這種關係不是垂直的或向下傾斜的，而是零曲率的，也就是說它不存在。我在1997年發表的一篇題為〈是時候拋棄「非加速通脹失業率」了〉（Time to Ditch the NAIRU）的文章中指出了這一點。21年後，傑出的新凱恩斯主義者布蘭查德（Olivier Blanchard）在同一本雜誌上提出了本質上相同的問題：〈我們應該丟棄自然率假說嗎？〉（Should we Reject the Natural Rate Hypothesis？）

這是什麼原因導致的？答案幾乎甚至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中國。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美元開始升值，摧毀了美國中西部的工業基地和工會。隨之而來的世界大宗商品價格暴跌以及蘇聯經濟全面滑坡，為中國成為世界主要的製造業消費品供應商奠定了基礎。

與此同時，1970年後推高美國消費價格的力量，包括美元貶值、石油價格飆升，以及製造業工人的生活成本調整（通過漲價的形式），全都消失了。由於充分就業從來都不是罪魁禍首，1990年代末和2019冠狀病毒病大流行之前的充分就業並沒有使通貨膨脹回升。此外，石油價格波動不再有影響工資和其他價格的趨勢，因為美國現在的工作崗位主要在服務行業，其勞動力價值就是你付出的價格。

危險來自煽動與華開戰

可是，中國現在不會利用美國的高需求來推高價格嗎？不會，因為中國企業害怕市場份額被其他國家搶走，而且中國的經濟理念不是追求利潤最大化，而是追求社會穩定、生產穩定增長，以及通過學習和新技術降低成本。這樣的企業不會通過抬高價格來利用一點額外的需求來疏遠客戶。

可能會有一些積壓的訂單和延遲交貨的情況，也會有一些漲價，這由於中國的運輸成本增加和工資上揚。但是，唯一真正的通脹危險來自那些煽動與中國開戰的人。戰爭總是會引起通貨膨脹；與我們最大的商品供應國的戰爭將是通貨膨脹的噩夢。

除此之外，美國家庭並沒有遭受智能手機、洗碗機和跑鞋短缺的困擾，他們缺乏的是信心和安全感，因此，拜登的大部分資金根本不會流向中國。它將轉向儲蓄，用來支付民眾未來的房租、抵押貸款、水電費和債務償還。

的確，一些資金將用於過去一年中缺失的服務，這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這些行業的崗位。有些資金將用於房屋維護、修理或升級；當人們擔心會僱水管工、電工或油漆工產生額外費用時，這些費用支出就被忽略了。一些人會去建造新房子，而且已經在進行中。

拜登派錢多流向儲蓄投資

至於其餘資金，很大一部分將用於購買股票、債券和房地產，尤其是土地、郊區住宅和鄉村療養地在疫情大流行中變得彌足珍貴。由於股票和債券、現有的房屋和土地不是新生產的消費品，這些價格的上漲不會出現在衡量通貨膨脹的指數中。我們將不得不在標普500指數和房地產平台Zillow上關注它們。在那兩個平台上，價格上漲被當作一件好事來慶祝。

更大的教訓有兩方面。首先，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主流的新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並不是理解美國經濟的有用指南。因為美國經濟已與世界其他地區完全融合在一起，並因中國的崛起從根本上被重塑。其次，美國的不平等問題和社會不穩定其實並不是真正出於物質匱乏。它們反映了財富和權力的不可持續分配失調。

詹姆斯．肯尼斯．加爾布雷思（James K. Galbraith）是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林登．約翰遜公共事務學院的政府學教授兼政府/商業關係主席。1993年至1997年，他擔任中國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宏觀經濟改革項目首席技術顧問。近期著作《不平等：每個人都需要知道的》（Inequality: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www.project-syndicat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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