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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8日

朴之水 解牛集

「帶路」投資顧及政府治理質量

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3年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BRI)經過了5年,在外界的正負面評論聲音中不斷推進。本欄上星期透過分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和建設項目的多層級數據發現,BRI倡議使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FDI),較非「一帶一路」(B&R)沿線國家大幅增長,尤其在綠地項目和能源領域為甚。

未進一步探討前,有必要解釋一下綠地投資(Greenfield)的概念,使讀者在閱讀下文,亦即筆者所做的研究和發現時有更清晰的了解。首先,一般來說FDI的實際操作可分成兩種,一為新設投資,亦稱為綠地投資 ,是指投資者在東道國創立新的企業。

另一種為跨國併購(Cross-Border Merger & Acquisition),亦稱為褐地投資,是指涉及兩個以上國家的企業之合併和收購;按照聯合國貿發會議 (UNCTAD)的定義,跨國併購包括兩種,一是外國企業與境內企業合併;另一種是收購該境內企業的股權達一定份額以上,使境內企業的資產和經營之控制權轉移到外來投資者。

考量7個經濟基本因素

再看深一層,BRI倡議使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尤其投資在綠地項目和能源領域大幅增長。究竟中國對外投資的動機是什麼呢?有什麼經濟基本因素去驅動投資呢?我們採用迴歸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基本經濟因素、文化接近性和政府治理質量等三種不同類型的國家因素,研究這三種不同類型的國家特徵對不同國家綠地對外直接投資和建設項目價值的影響。

筆者和研究團隊考慮了7個基本經濟要素,分別是人均GDP增長率、人均GDP水平、人口、自然資源租金(佔GDP的比重)、實際滙率、與中國的地域距離、以及出口產品的複雜度等。至於華人佔人口的比例則反映文化的接近程度,最後,關於政府的治理質素,我們使用了世界銀行的全球治理指標(World Governance Indicators.WGI),據此每年去衡量每個國家的治理水平。

WGI是反映政府治理的有效性,主要體現在更多的公眾話語權、更多的政府問責性、更高的政治穩定、沒有社會暴力和恐怖主義、更高的政府效率、更高的管制質量、更完善的法治等方面。與此同時,我們定義了一個總體治理質量指標,這個指標是上述不同維度指標的平均值,據此進行量度。

中國剝削論指摘不確

一些關鍵指標(如人均GDP增長率、自然資源租金、人口佔比、整體治理質量)的大小和統計含義,我們用圖表來表示。上述這些關鍵指標所反映的可以說是國家的「特徵」,這些「特徵」在「一帶一路」建設前後對綠地FDI和建設項目的影響,我們用圖表來顯示其大小的變化(影響力似不能用「數量」來表示衡量),但囿於篇幅,本文不擬詳列(如讀者有興趣查知詳情,請參閱筆者所撰寫的一篇《領思——新興市場研究簡報》,網址為http://iems.ust.hk/tlb32)。

我們的主要研究發現,對於綠地對外直接投資來說,基本經濟要素(如人均GDP增長率)和文化接近程度,對「一帶一路」建設前的投資額影響顯著,但對「一帶一路」建設後的投資額影響卻不然;而政府治理質量在BRI倡議前後都很重要,但其影響在BRI倡議後的重要性顯著提高。換言之,良好的政府治理質量在決策投資時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考慮因素。

政府治理質量在決定各國可吸引中國綠地對外投資數量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增加,這個發現十分值得大家留意,因為這與很多「一帶一路」批評者所聲稱的「中國向腐敗、治理不善的國家進行投資」相悖。可以說,批評中國選取了一些軟弱腐敗的國家政府,透過投資進行剝削,這個指摘並沒有得到研究的論證支持。

進一步的分析發現,B&R國家政府治理的重要性,遠遠大於非B&R國家,而且這兩類國家的政府治理重要性都日益增加。這表明中國綠地對外直接投資者對於基本經濟要素不那麼強勁的高風險投資理境,更關心政府治理多於基本經濟因素。顯然地,在經濟不發達,經濟要素條件差的情況下(「一帶一路」沿線有不少這類國家),投資者考慮政府治理水平因素多於基本經濟因素,是理性的選擇。

對於建設項目而言,除了自然資源租金外,在BRI倡議後,其他的基本經濟因素的重要性也顯著下降。與綠地對外直接投資不同,自然資源租金在B&R推出前有相當大的影響,在BRI倡議後,其影響更甚。隨着時間的推移,文化相近的重要性始終如一,而政府治理質量在B&R建設前,與建設投資呈負相關,而在B&R建設後變得不重要。

另一方面,基本經濟要素與中國對不同國家對外投資(包括綠地對外投資和建設項目)相關性的下降,可能引發人們擔心,因為在「一帶一路」的框架下,這些投資的經濟回報可能有所減少。我們這個研究發現,可能與中國的說法相符,亦即儘管這類投資的預期回報率較低,但較貧窮國家確是受助了,某程度上呼應了習近平所說、「一帶一路」是為建構人類共同體作出努力和付出。

此外,我們發現,對資源領域的投資而言,政府治理質量的重要性小於非資源領域的投資,研究的發現意味,投資者若一心想優先獲得更多資源,便可能會降低對政府治理質量的警惕性,這是一個值得中國決策者注意的問題。

我們還發現,對中國建設投資數量的負面影響最大的因素,是對腐敗的控制。考慮到基本經濟要素與中國對外投資流動(investment flows)之間的關係不斷弱化,由此所帶來較低的經濟回報。筆者認為,中國決策者可能需要考慮如何提高這類投資的效率,例如,在項目選擇中,給予預期回報更大的權重,增加項目可行性研究的嚴謹性,以及鼓勵私營企業進行更多對外直接投資。

能源領域仍待改善

有關中國投資忽視政府治理因素,甚至批評中國用投資來獎勵治理不善政府的批評,顯然沒有證據。但是,儘管如此,對於某些類型的投資,例如建設項目和資源部門的綠地對外投資,中國在提高投資流動對治理質量的反應能力方面,實在仍然有改進餘地。

對筆者這次對B&R投資資金流向的研究,總結來說有三點。第一,我們通過分析中國FDI和建設項目的層級數據發現,BRI倡議使中國對B&R沿線國家的FDI較非B&R沿線國家大幅增長,特別是在綠地項目和能源領域。第二,BRI倡議下,在中國的投資流向不同國家的過程中,基本經濟要素的重要性大幅下降,這無疑引起人們對這類投資預期回報欠佳的憂慮。

第三,在「一帶一路」背景下,政府治理質量在解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方面(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的重要性顯著提高,這大概能釋除人們對中國在「一帶一路」建設下,投資目標是腐敗、治理不善國家的擔憂;也間接否定了批評中國政府利用未能實行善治的腐敗國家進行貸款剝削的指摘。

遇歐亞連結計劃競爭

目前,北京主導的BRI倡議,除了美國對其政策目的有所猜疑外,歐盟與日本於9月27日簽署了一項基礎設施合作協議,確立將啟動的「歐亞連結計劃」(EU-Asia Connectivity),其主要目的似乎在於要規劃一條「歐日版一帶一路」,與中國的「一帶一路」相抗衡。

有說競爭可以帶來進步,故此可以預期,中國及其投資者亦會理性地就目前的投資狀況──包括對外直接投資的效益和不足之處有所檢討和總結,以作為未來進一步推進的基礎。

【哪些國家從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中獲益最多.二之二.完】

作者為科大商學院經濟學系講座教授及科大新興市場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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