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7日
Google早前發表的《智慧數碼城市白皮書》,指出香港超過五分之一企業並未有積極參與數碼轉型。而現在已進行不同數碼項目的企業中,只有56%的企業主力投放資源在大數據,「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更只有21%。可見商界推動數碼轉型方面仍有待努力。其中,企業的董事會和行政總裁無疑擔當重要角色。
要企業最高層了解如何應對科技發展和數碼轉型帶來的機遇和挑戰,首先他們得了解究竟這些最新發展是怎樣一回事。不難理解的是,董事會成員大多管理經驗豐富,在相關業界亦有「江湖地位」。然而科技發展迅速,要掌握最新情況並不容易。董事會如何提高其「數位商數」(Digital Quotient),以迎對挑戰並作出具遠見的決定就十分重要。
須提升「數位商數」
人力資源及管理顧問公司Spencer Stuart的一份報告指出,2016年美國標準普爾500指數的企業,行政總裁平均年齡是57歲,較2006年時的55歲上升;而董事會成員平均64歲或以上的企業比例亦較10年前差不多增長一倍。公司在香港亦有進行類似調查,2015年時50家恒生大型股指數公司的董事會主席,平均年齡是64歲,較2013年時的61歲上升。至於董事的平均年齡於調查的這兩年間近乎不變,但家族企業方面則由61歲上升至63歲。
必須強調年齡只是一個參考指標,絕不等於董事們對最新科技發展的掌握和接受程度。但毫無疑問,科技發展大大改變着不同產業及其中的業界持份者,董事會必須因應作改變。而較早接觸並運用新科技,甚至是一直活在互聯網世代並長期接收有關資訊的「數位原生代」(Digital Natives),或許可以為傳統董事會注入新動力。
去年7月《麥肯錫季刊》(McKinsey Quarterly)中的一篇文章,就指出董事會要提升其「數位商數」,其中包括以下各方面工作:因應董事會成員背景,引入具科技業務運作經驗或專業知識或曾經成功帶領傳統業務進行轉型以應對數碼年代挑戰的管理專才,在董事會中擔任「數位董事」(digital directors),提供專業意見,將有關知識經驗帶到董事會,進行具實質影響的討論和作出決定,以補現有不足。他們須具見識和策略去洞悉具創見的數碼項目及潛在的保安或數據風險。
另一可考慮的做法是,在董事會中成立專門的科技委員會或顧問團,就特定的科技題目對業務的影響,進行深入討論並提出意見。
另一方面,董事會要帶領管理團隊,集中研究現有運作中的基本數碼應用,並發展數據資產,包括以創新的數位產品服務測試市場反應及與本身運作的銜接,以至如何獲取更大的成本獲益等。
擔當角色不當花瓶
此外,科技發展迅速,董事會須及時回應並就應對策略作出充分討論,因此傳統上一年一兩次的會議或未能應付有關挑戰。董事會在策略上的討論要趕及科技帶來的顛覆性,以便回應有關科技和數碼轉型的市場訊號,並作出風險評估和制訂應變方案。除了考慮更頻密的董事會會議外,另一可行做法是個別董事與企業中相關的管理人員及運作團隊另行會面,了解市場最新情況,增強溝通。
最後,由於新任「數位董事」很多時候會較年輕,未必擁有董事經驗,或甚至來自截然不同的企業文化背景,因此企業須制定合適的計劃和程序,幫助董事盡快了解企業的運作及文化。同時,這些董事不應只是「花瓶」,他們要在董事會中擔任一定角色,和其他董事一樣有能力影響決策並帶來轉變,同時能與其他董事合作無間。
科技發展正改變着不同產業,除了董事會外,亦改變了企業管理人員特別是行政總裁的工作及對這崗位的要求。其中一項主要挑戰就正正在於如何令董事會意識到注入科技專業新思維的需要。
行政總裁及管理團隊如何以有效的方式與企業內部及持份者溝通,是另一項數碼年代的挑戰。行政總裁不能只以傳統的單向從上而下方式自說自話,而須更強調聆聽與回應,這也是加強持份者參與的機遇。例如怎樣透過「意見眾籌」(idea crowdsourcing)去集思廣益,就是一例。
意見眾籌集思廣益
在現今隨手可得的海量資訊數據中,行政總裁如何透過確立企業及行政總裁自身的優先項目和目標,在有限時間內選擇有用的資訊,就成為非常重要的一環。 香港一向予人感覺在創新科技和數碼應用方面落後大勢,除了政府要繼續大力推動外,商界亦有重要角色。作為企業最高層的董事會,須引入合適的人才,在研究、發展和應用等方面做得更多,以面對數碼年代帶來的挑戰。
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碩士校友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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