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8日

郭耀斌 EJ GLOBAL plus Food for Thought

從師承到戒慎──略讀《中國學習蘇聯》

美國特朗普政府的中國政策軍師白邦端（Michael Pillsbury），於其名作《百年馬拉松》中，形容中國一心挑戰美國，甚至要取代美國的地位成為世界霸權。這個典型的中國威脅論說法，在中美貿易戰爆發前，同樣散見於中國官方傳媒、微博和各式各樣的網上群組中，只是角度改成「中國崛起、美國霸權不再」等字眼。但毛澤東於1969年決定聯美抗蘇前，不論是中國國民黨主政的中華民國，還是中國共產黨主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蘇聯的黨國體制、經濟政策或多民族建設主張，其實才是孫中山和毛澤東的學習對象。曾幾何時，中國的目標是要趕過蘇聯，成為世界社會主義的領袖。

新中國開國70年，超越了昔日老大哥蘇聯的69年（1922至1991年），但過去一年經濟嚴重下滑，加上全球愈見濃烈的抗中氛圍，蘇聯的宿命今後將長期纏擾「萬年國家主席」習近平。香港中文大學於去年把哈佛大學冷戰史系列之一、於2007年初版並名為China Learns from the Soviet Union, 1949-Present的學術論文集，翻譯成中文版《中國學習蘇聯（1949年至今）》。此刻重溫蘇聯之於中國的遺產，或可看出中國未來的端倪。

身為《中國學習蘇聯》編者之一，哥倫比亞大學榮休教授白思鼎（Thomas Bernstein）形容中國模仿蘇聯立國和治國的過程和心態，與中蘇關係幾乎成正比。1949年中共建國至1953年史太林逝世前，中蘇關係處於蜜月期，不但合力協助北韓的金日成在朝鮮半島對抗美軍，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革命一代對於蘇聯計劃經濟的成功經驗亦趨之若鶩。但隨着接任史太林的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公開「去史太林化」（de-Stalinisation）後，在毛澤東眼中赫魯曉夫此舉變成阻止他個人在中國建立絕對領導權，使毛澤東不再對蘇聯的計劃經濟政策照單全收。

汲取教訓 高壓對待少數民族

除了意識形態，此書亦嘗試道出即使毛澤東、鄧小平等革命一代都深受蘇聯模式熏陶，在實際上不是完全照抄蘇聯專家意見或理論，而是按中國社會個別需要調整，甚至選擇性執行。

書中收錄的論文〈蘇聯多民族國家建設模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結局〉（下稱「結局」），可說是整本書的靈魂，點出了現時北京收緊地方政府權力，以及高壓對待少數民族的因由。

蘇聯立國時繼承了俄羅斯帝國年代的多族群版圖，加上馬列史學強調民族平等的鬥爭，結果採用各個民族構建共和國（又稱加盟共和國）組成實行社會主義聯邦。這些外界稱之為蘇聯衞星國的「民族共和國」，在二戰後獲蘇聯容許以獨立主權國身份加入聯合國，擔任蘇聯的「票倉和啦啦隊」。但踏入1980年代，由東歐蔓延的反蘇示威浪潮，令蘇聯之於加盟共和國的控制能力備受挑戰，而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的改革政策更進一步令蘇聯步向解體的結局。

〈結局〉的作者指出，北京在多個所資助的蘇聯倒台研究項目中，大致可總結出四大原因：一、在憲法上給予加盟共和國太多權力，令它們能夠在法理上容易脫離蘇聯獨立；二、各加盟共和國的黨政機關有太多少數民族幹部，削弱莫斯科黨中央的控制力；三、各加盟共和國之間有巨大經濟差異，不利團結；四、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政策直接破壞蘇聯的政經制度，成為蘇聯解體的最後一根稻草。

這四個原因，令北京在1990年代後期，完全擁抱中國社會學家費孝通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說法，淡化少數民族的特色，削減他們的政治地位，把所有民族置於「中華民族」的框架下，逐漸改變它們的身份認同，防止出現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蘇聯各個加盟共和國毫不費力下脫離莫斯科獨立建國。另外，北京推行「西部大開發」政策，嘗試令偏遠地區也能受惠於中國經濟急速發展，同時降低少數民族在地方黨政機關的公職人員比例，防止出現離心。今時今日，新疆的「再教育營」便是北京執行這種「多元一體」的極端例子。

國際間一直對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可以維持多久眾說紛紜，有人認為中國這種經濟模式必然崩潰（有香港網民戲稱為「支爆」），亦有人認為中國大可以閉關鎖國，杜絕外國勢力衝擊中國金融體系以至動搖中共政權。習近平亦多次公開表明要汲取蘇聯倒台的教訓，但中國與蘇聯在歷史軌跡上最大的分別，是中國登上了無法逆轉的金融資本主義列車，意味北京要維持政權穩定，便要用盡繼承自蘇聯的黨國制度，全方位壓抑或消滅金融資本主義天生的不穩定本質。是成功還是失敗，觀乎香港今後何去何從，相信會得出最終答案。

 

延伸閱讀：《中國學習蘇聯（1949年至今）》，白思鼎、李華鈺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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