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是中美爭雄關鍵戰役

中美貿易戰持續到現在，愈來愈多的證據表明，對中國施加高關稅並不能使美國社會與消費者的總體福利增加。3月1日，來自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與紐約聯儲銀行的三位經濟學家合作發表了一篇討論論文，用數據實證表明，貿易戰開始後，美國社會總體變得更窮，徵收高關稅帶來的收入不足以抵消由於產業價值鏈結構變化帶來的成本，而關稅則最終轉嫁到了美國消費者身上。同時，美國商務部數據顯示，雖然2018年美國對中國大陸進口貨物關稅稅率提高，但中美貿易的中方順差仍創4192億美元的新高。

這一研究結果一點不讓我驚訝。想起2016年美國大選前，美國數百位政治、經濟等社會科學家聯署呼籲選民不要投票給特朗普，當時就有人預測特朗普上台後會給美國經濟與社會帶來災難性的破壞。但選民不是「精英」，不懂「精英」們的語言。美國社會的分裂程度在經濟學家與選民的對陣中即可窺見一斑：受過高等教育、懂得複雜經濟與貿易理論、拿着體面收入的教授們可能很難理解一個在製造業車間工作的高中畢業生的想法，反之亦然。

讓形勢變得更糟的是，有些「精英」們在一味指摘特朗普的支持者們沒有道德底線，突顯自己的道德與智力優越感之外，卻並不願意走進「另一半」美國，去問問為什麼。

如果政客能聽經濟學家的話，這世界就簡單多了。2016年也並不是經濟學家們第一次聯署反對關稅。上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前，著名的經濟學家費希爾（Irving Fisher）就曾組織1028名經濟學家，聯合反對旨在強化貿易保護的史穆特-霍利（Smoot-Hawley Tariff Act）關稅，然而並沒有能阻止貿易保護主義的勢力。觀察今日的美國，有種「所有的教訓都擺在眼前，歷史還是在重演」的無奈感。而在我們討論貿易戰對美國經濟和消費者的負面影響有多少時，更應該關注人均GDP遠低於美國的中國，關注中國的經濟受到的衝擊程度、會有多少潛在的就業機會損失。

此番中美貿易戰，因為加入了華為因素而更富戲劇性。就在加拿大宣布對孟晚舟引渡聽證會後，華為宣布起訴加拿大和美國政府。華為可說是此輪貿易戰乃至未來幾十年中美關係的分水嶺。

對美國來說，這將測試美國的歐洲盟友在華為問題上與美國是否「離心離德」，這決定了未來在5G甚至更廣泛的、涉及國家安全的科技領域，美國是否會孤軍奮戰。對中國而言，能否在通訊基礎設施領域成為領先者，華為一役會是階段性的標誌事件。雖然中國政府、大使館在華為事件中發聲有「幫倒忙」之嫌，但華為事件本身是一個政治性的事件，它是中美關係發展到現在的問題表徵（Symptom），而非問題的根源。

即便不是華為，當中國GDP總量即將超越美國時，也早晚有一天會是其他的市場主體在美國遭遇市場與政府的雙重阻力。

若把華為看作是中美貿易戰與科技領域競爭的一個「症狀」，其實此輪貿易戰本身也可看作中美在更廣泛意義上的國家力量競爭的一次標誌性戰役。這應該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中美正式建交40年裏，中國遇到的最具挑戰的關口之一。昨日的世界已成為過去，未來怎樣難以準確預測，在巨變時刻，想起馬克思的一句名言：一切堅固的都煙消雲散了。

張倩燁政治風險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