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3日
中美兩國領袖有望在月底阿根廷的G20峰會上舉行雙邊峰會,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John Bolton)早前向傳媒表示,中國需要在貿易、軍事和政治領域作出廣泛調整,期望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能夠在峰會期間「認真談判」(talk turkey)。在中美新冷戰的陰霾下,這樣的戲碼很容易讓人想起冷戰時美蘇之間的大交易(Grand Bargain)。
國際談判,尤其是大國之間的談判,其中一個最大的難題,是戰略互信。因為所有的讓步,都可能會被視為示弱的表現。單方面的讓步,除了予人外交失敗的印象之外,會否同時向國際社會發放一個訊號︰原來平日看來威武的領袖,只不過是一隻紙老虎?只要站得夠強硬,對方就會退讓?正是出於這種博弈困境,加劇了當年的古巴導彈危機。
因此,當1962年底危機結束之後,美國總統甘迺迪和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幾乎同時作出了調整,決定在相互保證毀滅(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MAD)的核子平衡之上,在1963年商討建立首腦熱線,並開展了一連串的戰略武器限制談判(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 SALT)。
這種後來被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伊茲歐尼(Amita Etzioni)歸納為相互保證克制(Mutually Assured Restraint, MAR)的做法,一直持續到冷戰結束,促成了包括《中程導彈條約》(Intermediate 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INFT)在內的一系列裁軍協議。美蘇雙方透過大交易,以互相保證克制的方式,緩解了戰略緊張,維持了冷戰期間國際秩序的起碼穩定。
中美實力差距難判斷
隨着近年中國在經濟和軍事上的崛起,關於中美大交易之間的討論便不時被提上議程,成為美國戰略界討論的其中一個焦點。2008年華爾街金融海嘯之後,在卡特(Jimmy Carter)年代任職的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便已提出中美組成兩國集團(G2)應對全球挑戰;撰寫《基辛格傳》哈佛教授弗格森(Niall Ferguson),亦曾提出「中美共同體」(Chimerica)的建議;部分學者如伊茲歐尼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同事格拉澤(Charles Glaser),更直接主張進行類似於美蘇之間的大交易,建議華府改變對台防衞承諾,以換取北京放棄控制南海及石油航道方面的野心,這樣一來將有助降低東亞軍備競賽,避免中美兩個核子大國捲入戰爭。
然而,反對中美大交易的聲音在華府也不在少數。他們認為,中國只是一個「脆弱的強權」(fragile superpower)︰國內腐敗嚴重、貧富懸殊,政府的認受性仍不時受到挑戰,軍事力量亦未及當年蘇聯的強大,過早地與其進行對等的談判,只會變相默認其「超級大國」的地位,過度抬舉中國,同時打擊盟國的士氣,削弱美國與日本、澳洲、印度等國家之間的戰略互信,並擔心讓步會變成華府示弱的訊號,引發東南亞國家出現骨牌式效應,增加日後中美爭議時選擇中立甚至倒向北京。反對者更認為,假如華盛頓未能堅持到底,等同承認中國的勢力範圍,而非捍衞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無異於與魔鬼做交易。
當年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意識形態各異,而軍事實力相當,能令兩國元首坐下來談判的原因,是因為兩者都有求於對方,都有意願透過互相克制的方式,擺脫安全困境。但今天的問題是,中美雙方的實力差距有多大?
這是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華盛頓和北京對各自實力的評估,將會左右其談判的策略,並帶來不可預測的結果。
面對目前的貿易戰,美國傳媒頻頻引述白宮消息,指特朗普認為美國強大而中國脆弱,因此他並不急於與中國達成貿易協議,而是希望讓透過關稅等手段,讓中國多痛一會,務求施以最大的壓力,以榨取最大的利益。這無疑貫徹了他在《交易的藝術》(Trump: The Art of the Deal)一書中的宗旨。
事實上,打從參選總統開始,特朗普就不斷批評之前的美國政府太笨,北約軍費、伊朗核協定、巴黎氣候協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對華貿易、對日貿易……由軍事到氣候到經貿,在他眼裏,前任政府簽署的國際條約,幾乎沒有一條是對美國有利的,於是他承諾,上任後必須以「美國優先」,中止這些「不平等條約」,重新談判出更好的協議。而他的策略就是,無非是放棄TPP等多邊談判,改以雙邊方式,盡可能地利用美國作為戰後秩序制訂者的優勢,在非對稱的談判中迫使對方屈服,這與秦滅六國的連橫之策異曲同工。
對付加墨招數未必適用中國
特朗普的雙邊談判加極端施壓,雖然令他在對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談判中一嚐甜頭,然而上述兩國國力畢竟與美國相距太遠,相關經驗能否直接移植到對歐以及對華的貿易談判,至今仍是一個問號。
目前的國際秩序及經貿規則,大部分都是美國在二戰大勝之後,透過多邊談判制訂的。戰後歐洲創傷還未復元,亞洲大部分國家戰亂頻仍,無論在經濟還是軍事實力,美國都是當之無愧的大哥,隨後的冷戰更奠定了其西方龍頭的地位。特朗普認為他能夠為美國談出一些更好的條款,起碼需要證明兩件事︰第一,他比戰後所有的美國總統都聰明;第二,今天的美國較之二戰大勝時的美國更強大。
自從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10月發表堪比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鐵幕降臨」(The Iron Curtain)的演說以來,中美新冷戰之說便不脛而走。既然重整國際秩序,遏制中國崛起已成為了美國跨黨派跨部門的戰略共識,貿易談判也許只是整個中美大交易的開始。華盛頓和北京最後能否在經貿、政治和軍事等層面達成大交易,管控分歧,避免衝突,不單牽動東亞的地緣政治,更會對日後的國際秩序有深遠影響。
這次貿易戰的實際意義,無異於對中美兩國在實力和意志上的一次綜合測試,因此不論是與華盛頓有貿易糾紛的東京和布魯塞爾,又或曾被視為「邪惡軸心」的德克蘭和平壤,以至全球領袖,都將金睛火眼地注視特朗普和習近平在G20峰會上的一舉一動,看看到底是誰忍不住先眨眼。
作者為國際關係碩士,曾任職傳媒及智庫。閒時喜歡靜觀棋盤縱橫,塵世變幻。相信耕耘好一方水土,就是新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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