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版《吉姆克勞法》粉墨登場？

以色列國會上月表決通過訂立《民族國家法案》，觸發國內反對派和國際社會強烈反響。未幾，兩名德魯茲裔（Druze）軍官公開向總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辭職，亦有在野黨代表入稟法院要求擁翻該法律。由於有待法院裁決，難以一時斷定該法律是以色列版的《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s），但可見猶太復國主義這個現代以色列立國論述，在今日自由民主的價值下備受挑戰。

《民族國家法案》屬憲制性法律（以色列沒有成文憲法，但各條「基本法」獲視為實質憲法，須三分之二多數議員贊成才可推翻），受爭議的地方可歸納為三大重點：一、猶太人在以色列享有唯一的民族自主權；二、阿拉伯語由官方語言變成「擁有特別地位的語言」；三、建猶太殖民區屬國家價值，未來將繼續鼓勵有關做法。

當日法案表決通過後，即時辭職的最大反對派猶太復國主義聯盟（Zionist Union）阿拉伯裔議員巴勞爾（Zouheir Bahloul）指摘該法律是在憲法上把阿拉伯裔民眾排除在外。第二大反對派共同名單（The Joint List）的阿拉伯裔議員提比（Ahmad Tibi）更力斥這是「官方啟動的法西斯主義和種族隔離」。

除了南非，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南方州份統稱《吉姆克勞法》的一系列種族隔離法律是明文突出某一族群主體的著名例子。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1896年的普萊西訴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裁定，「隔離但平等」原則（separate but equal）沒有違反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護」原則（equal protection），自此南方州份陸續立法隔離歐裔白人（佔人口大多數）和有色人種（佔人口少數）的政治、公民及教育權利，直至1954年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裁定州政府的隔離政策違憲為止。

除了外交上一直被指控在以巴衝突中濫殺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國內的人權狀況也一直受人權組織、阿拉伯裔組織和左翼組織批評。即使希伯來文和阿拉伯文同屬官方語言，以及所有公民均獲同等投票權，阿拉伯裔公民（包括穆斯林、德魯茲人及貝都因人）不論在制度或社會上均被受歧視，政策上亦往往優待猶太人。假如當局日後以《民族國家法案》為基礎，進一步限制阿拉伯裔公民的權利和社會地位，以色列社會將更加撕裂，管治風險愈來愈高。

最大反對派猶太復國主義聯盟領袖之一、前外長兼司法部長利夫尼（Tzipi Livni）在法例通過後強調，該法律突出「以色列是猶太人的家園」本身沒有問題，但由於1948年的獨立宣言提到「在以色列居住的族群，不論宗教、種族或性別，均會獲得平等的社會和政治權利」，有關法律要加入「平等對待所有以色列公民」的字眼，才能真正反映現代以色列的立國原則。

失民主價值損害自決權

1948年立國前，大量猶太人陸續移民至當時受英國託管的巴勒斯坦，準備加入成為現代以色列一分子，但仍有不少穆斯林、德魯茲人及貝都因人等非猶太裔族群繼續在原址居住，以色列建國一代便在建立屬於猶太人國家的字句外，加入平等對待其他族群的原則，成為了《基本法：國會》（Basic Law: The Knesset）等憲制法律列明以色列是「猶太及民主國家」（Jewish and Democratic State）的依據。

獨立智庫以色列民主研究所（IDI）主席普列斯納（Yohanan Plesner）認為該法律短期內只會有象徵意義，實際作用不大，但長遠來說，該法律沒有包含民主價值，容易給人攻擊猶太復國主義論述，最終損害以色列自決的權利。

完整的猶太復國主義論述源自《猶太國》（Der Judenstaat）作者赫茨爾（Theodor Herzl），時至今日，猶太人成功做到，建立了以該族群為主體的國家，但面對全球的人權意識不斷高漲，加上二戰大屠殺歷史逐漸遠離下一代的記憶，以單一族群為主體、訴諸傷痕記憶的國家論述明顯有所局限。內塔尼亞胡以一時之計拉攏極端猶太政黨，強化保守派猶太裔選民的族群意識，延續執政地位，整個以色列社會日後總要承擔這個責任甚至後果。

郭耀斌_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