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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16日
「巴拿馬文件」多數人將焦點放在權貴的海外資產，也有人留意到富豪藉離岸公司和銀行戶口來避稅。不過，將整件事還原到最基本，核心問題，其實是個人私隱。
作為一個法理概念，私隱經常被誤解和誤用。在舊社會，根本不存在私隱的概念。最早將私隱奠定成個人權利，應該要數1890年在《哈佛法律評論》（Harvard Law Review）刊登的〈私隱的權利〉（The Right to Privacy）。作者 Samuel Warren和 Louis Brandeis在論文劈頭第一句就說：「每個人的人身和財產都應得到全面的保障，這個概念由來已久，跟普通法的傳統同出一轍。不過，相關的保障也要因應時勢而有所改變。」由此可見，私隱從一開始就是衍生自產權和個人自由。
簡而言之，私隱就是「不被提及和不被接觸的權利」（Right To Be Let Alone）。但正如一切權利，雖然在法理上有完整和絕對的地位，在現實社會中，難免要有妥協以維繫一定的秩序。所以真正的問題是，究竟權利保障的底線在哪裏？在什麼情況下，我們才可以要求個人放棄部分權利，以換取整體的秩序？
藏富瑞士 資本家取代貴族
假如認同了私隱權是個人自由和產權的延伸，原則上也要同意，除非政府得到法規賦予特別權力，否則無權過問個人的私密，包括其擁有的財產狀況。然而，以上論述只屬古典自由主義社會的理想狀況；在政治現實之下，我們不同程度上都要將財產和收入資料交予政府，特別是為了方便稅收。毫無疑問，不少人透過成立離岸公司以減少稅務負擔，甚至可以說避稅是成立離岸公司的最大理由，但邏輯上卻不可以因此假設，所有離岸公司都是為避稅而存在。
離岸公司的歷史，可以追溯至十九世紀初；當時根本沒有什麼避稅的問題，反正社會上掌握了大多數財富的，正是處身政治權力最高層的世襲貴族。可是，十八世紀末的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令世襲貴族意識，距離變天只是時日問題。之後又出了個拿破崙，幾乎將歐陸翻天覆地。成功抵抗拿破崙之後，歐陸貴族在1815年召開的維也納會議（Vienna Congress），促成了瑞士成為永久中立國，也同時造就了世界上第一個離岸財富管理中心。
不同國家的權貴，都將自己部分的財富儲蓄到瑞士，可是最終世襲還是被共和取代。至十九世紀末，新一代的貴族，已經不再是掌握政治權力的統治者，而是透過商業經營而變得富可敵國的資本家。資本家取代了政治階層，毫無疑問地令現代社會在各方面都優於舊社會，但新的矛盾和挑戰亦隨之而來。
官商糾纏不清 貪腐是常態
政治階層並沒有隨世襲貴族之沒落而完全消失。掌握了各種權力但又不事生產的少數官僚和政客，要繼續過比常人更優越的生活，唯一方法就是向其他人的財富埋手。現代政治，說穿了其實就是政治權貴乘革命精神的餘韻，借用慷他人之慨來團結最缺乏財富的大多數，向中間的資本階層開刀。資本家既然是自利主義的門徒，當然不會乖乖地將私有財產奉上，離岸財富中心的客戶，也由世襲貴族變成資本家。不過，也有人選擇站在權力的一方，以錢購買政治上的方便。
如此這般，身家來歷不明的官僚和政客，就像他們的前人那樣，借用離岸公司為後裔的福祉作安排。說穿了，他們心知肚明，強人政治最多只能維繫一、兩代人，在現代社會不可能有家業永享這回事。
窮追猛打離岸公司制度者，其實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當權力集中又缺乏制衡，自然有人會以權謀私，尤其是愈來愈多誘因，要資本和官家合作，將資本和權力共冶一爐，制度性的貪腐更是常態。
政治公眾人物，以我們的信任來換取權力，私隱權就是他們首先要放棄的。「巴拿馬文件」揭發了權貴，尤其是那些極權社會的領袖，原來還是偷偷地藏有巨額私產，結果失去公眾信任，自是因果循環報應。可是以合法途徑賺取財富的人，他們因各種原因去捍衞自己的財富，實在無可厚非；對我們所有平民百姓，不論身家多少，都要明白，失去財富的私隱權之後，失去的，就是財富的私有權。
李兆富_Common Ground HK 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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