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13日
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的拍攝手法和公映安排掀起道德爭議,英華女學校及導演張婉婷被批評不尊重受訪者的意願,沒有好好保護學生。一夜之間,掌聲變作噓聲,好事頓成壞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數月前看了這齣紀錄片,第一感覺是佩服學校和幾位女生的膽識,紀錄片要寫實、要真,不可能只是「說好故事」,衝突關係是必然元素,如果推動計劃的各方有這個認知,仍願意把校園生活日常、師生之間,以至家庭關係的矛盾,立體地呈現,本身就須要無比勇氣,最終能夠登上大銀幕簡直是奇蹟。
學校要記錄重建過程,順便做做形象工程,可以有很多方法,拍攝一條簡單的宣傳短片,成本低又容易控制,為何要捨易取難,找一個舊生兼名導演操刀,再游說一群中一學生參與歷時數年的追蹤拍攝?說到底,都是基於彼此的愛與信任,相信這是一件有意義的事,只可惜中間的溝通出了嚴重問題,怨氣和誤解積累十年,一下子爆發,結果,所有人都受傷。
社會上有一種氛圍,就是那些掌權的人永遠高高在上,獨斷獨行,一句「我為你好」,做咩都得;年輕人不被聆聽和尊重,於是關了耳朵,「都決定咗啦,講都無用,聽都費事。」當大環境不容反抗,表達不滿的渠道被堵塞,遇上這些「大石砸死蟹」的控訴,即時燃點憤怒,網上石頭狂擲。
紀錄片或許永遠無法重見天日,犧牲的不是作品的心血,而是誠信和關係,事件對各方帶來的創傷,短時間難以修補。如果我們「看見的,只是永恒的一個片段」,那麼這個片段中的深刻教訓,必須好好記住,無論對誰,都是重要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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