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1日
中國藝壇又爆醜聞,這次,主角是李可染。
事緣西泠印社春拍,有兩件拍品是李可染手稿《我在重慶藝專的情況和有關潘天壽的問題》和《關於三廠改組及以後的情況書面交代》,都是他在一九六八年二月親筆所寫,揭發潘天壽解放前在國立藝專的情況;那時潘是校長,李是教師,「潘到校後飛揚跋扈……潘同偽教育部長國民黨特務頭子陳立夫有關係,陳的老婆是潘天壽上海美專時代的學生,聽說潘做校長,就是陳立夫的關係……」,「潘天壽曾搬陳立夫到學校講話,鎮壓同學進步運動……」,「潘天壽站在清團學生一邊,在校製造白色恐怖……」。反之,將自己吹捧為保護學生的英雄:「進步學生晚間常到我家商量對策,在緊張時刻,他們的進步書刊(《資本論》等書)都藏我家」。
文化大革命時潘天壽首當其衝,失去創作自由、屢受批鬥,李可染的兩篇揭發文字無異落井下石,以曖昧文字,羅織罪狀。一九七一年,潘天壽多經折磨,大量失血又得不到恰當救治而逝,死前寫下:「莫嫌牢籠窄,心比天地寬。是非在羅織,自古有沉冤。」他的死,李可染的揭發脫離不了關係。
頗為意外,一向印象,從外表看,李可染是個溫藹長者,怎麼也想不到他曾經做過如斯歹毒的事,人心叵測,端的叫人驚心。可這也不是中國藝圈首例了——黃苗子和聶紺弩相善,但早在文革前,黃常邀聶回家飲酒,將其酒後政治牢騷主動上報,後卒導致聶下獄。黃苗子外貌,何嘗不是君子好人?
一個追求美的族群,人心卻充滿陰霾邪惡,反差不可謂不大;以後看李可染的畫,該是另一番心情了,悲夫。
個體失德,不能完全諉諸時代制度,李黃二人,是中國文藝界的敗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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