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15日
自從去年俄烏戰爭爆發以來,有不少「球南」(Global South;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發展中國家都視烏克蘭戰事為美英為首的西方與俄羅斯在歐洲地區的地緣政治對抗之延續。這些國家沒有選邊支持任何一方,同樣採取新型「不結盟」(non-alignment)政策。其中,有南非學者對俄國侵犯烏國主權感到不滿,也有巴西學者因中俄加強協約,而提出把中俄排除於「球南」之外的說法。
有見及此,本文先反省為何「球南vs球北」概念分野比傳統「三個世界」(Three Worlds)理論更能捕捉到後冷戰時期的「全球不平等」(global inequality)狀況。之後探討其對「不結盟」政策的啟示,為建設未來多極世界秩序作準備。
全球不平等發展三階段
冷戰時期,因為美蘇兩大陣營之間的對抗,以及受到「依附理論」(dependency theory)和「世界系統理論」(world system theory)等新馬克斯主義思潮影響,有學者把世界劃分成「第一世界」(美國為首的北約及亞太盟友)、「第二世界」(蘇聯為首的華沙公約組織國家、也包括中國、古巴、越南和北韓等)和「第三世界」(不選邊任何一方的大部分亞非拉國家)。
繼1955年印尼成功舉辦「萬隆會議」(Bandung Conference)之後,第三世界領袖們在1961年於南斯拉夫「貝爾格萊德會議」(Belgrade Conference)成立「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因為大多第三世界國家都經濟貧窮和工業發展落後,所以當年的「不結盟」國家與第一及第二世界國家之間的經濟不平等關係,惹來第三世界國家共同關注,主要原因是冷戰時期見證了全球財富集中於西方第一世界工業發達國家手中。
但過去20年,全球不平等現象開始被中國經濟崛起所緩減,中國崛起有推動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有學者於是提出全球不平等可分三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自英國工業革命(大概1820年)開始至1950年。1820年時,英國作為最富有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是最窮國家尼泊爾的5倍。相比,今天最富有國家和最窮國家的差距可以達100倍。這是因為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上半期持續拉闊了它們之間的經濟收入差距。
經濟歷史學者稱第一階段為「大差異時代」(The Great Divergence)。在這時期,工業化國家(西歐、北美及後來的日本)和未工業化國家(中國、印度、非洲、中東和拉丁美洲)之間的貧富差距被拉闊,後者的人均收入停滯且下降。國際經濟差異也導致政治和軍事實力的懸殊,導致工業化國家走上帝國主義道路,入侵殖民非洲、拉丁美洲、印度和東南亞等。
第二階段由1950至2000年。在這階段中,國際經濟出現全球高度不平等現象,全球平均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徘徊於67至70點之間。1820年,全球平均堅尼系數只有50點,也是今年巴西和哥倫比亞的數值。可見第二階段的全球不平等現象已達歷史高峰。1952年,美國雖佔全球人口的6%,但生產了全球40%的產量,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中國的15倍。
中國崛起收窄不平等
然而,全球各國內部的經濟不平等現象卻普遍下降。在美國,高等教育普及化使中產階級能負擔教育去提升經濟生產和福利國家的出現,收窄了貧富差距。在中國,1950年代私人資產被國有化,和之後文化大革命所推行的強制公平主義改善了中國內地的經濟不均現象。在蘇聯,赫魯曉夫的薪金改革縮減了蘇俄官僚及精英和民眾之間的經濟差距。
第二階段也是「三個世界」的時代。第一世界的西歐和北美等富有資本主義國家,與第二世界的較窮社會主義國家對峙和衝突。在第三世界內,大部分亞非拉國家則剛從殖民主義走出來建國和發展經濟。第三世界與第一世界之間的不平等關係,標誌着人類史上的最不平等高峰。
第三階段(2000年至今)的全球不平等現象持續下降。隨着蘇聯在1990年代解體,冷戰正式結束。資本主義全球化和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標誌着第三世界得到更多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機會。全球平均堅尼系數由2000年的70點下調至2020年的60點。
這全球不平等差距的收窄可歸因於亞洲(特別是中國)的崛起,大幅收窄了全球不平等。短短兩代間,中國經濟已由一個低端生產經濟轉營到成為一個中高端工業生產經濟。中國的龐大人口因這經濟成就而使全球五分一至四分一人口得益或脫貧。
白人精英恐加劇軍事行動
未來全球不平等可否得到進一步緩減,也取決於印度這人口大國。如果印度更多人富起來,全球不平等現象將再收窄。即使存在不確定性,趨勢認為印度是可以做到的。1970年代,印度只佔全球GDP的3%,工業大國西德則佔7%。到2021年,這份額對調了。
然而,在中國、印度、美國、俄國和歐洲國內不平等現象卻上升。在拉丁美洲,玻利維亞、巴西、墨西哥的經濟再分配措施則改善了國內不平等現象。在第一階段,西方列強的財富收入增加,亞非拉財富下降。
但到了第三階段,這趨勢對調了。原因是第一階段西方進行工業化的同時也透過去工業化措施去打壓諸殖民地經濟發展。到第三階段,中國和亞洲的工業化有受益於英美等推動的新自由主義去工業化措施。第一階段是拉闊全球貧富懸殊的「大差異時代」,第三階段卻是收窄全球不平等的「大合流時代」(The Great Convergence)。
因中國以至亞洲崛起和英美去工業化,亞非拉國家受益於「大合流時代」脫貧,所以我認為「第三世界」所隱含的與「第一世界」的不平等距離和經濟差異,並不能全面反映過去200年全球經濟發展的趨勢轉變;再者,步入二十一世紀,「第三世界」這概念並不能解釋到亞非拉國家所面對的地緣政經動態和「活潑能動性」(active agency)的特殊性。
「球南」作為地緣政經概念,既可以涵蓋過去200年的全球經濟不平等發展動態,也可以捕捉到因為亞非拉國家脫貧後走向建設、參與和領導多極世界秩序的願景,不再只淪為次等的「第三世界」。
再者,「球北」(Global North)是個地緣政經軍事概念。以英美「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s)白人精英為首的北約、歐洲和亞洲盟友(如日本和澳洲)雖於過去20年經濟實力上被亞非拉國家拉近,但他們只佔全球人口的14.2%,卻佔全球軍事開支66%。
英國前外相(2007至2010)文禮彬(David Miliband)提出,英美在過去20年的政經下滑,只能歸咎於冷戰後對全球化的管理不善,包括錯誤地把經濟去工業化。
正因為「球南」的崛起已造成世界多極化和弱化英美霸權的壓力,文禮彬擔心為了維護自己核心利益,未來英美會進一步訴諸軍事介入主義,才能維持到「球北」內部團結性和全球霸權。
在這形勢底下,亞非拉國家便更需要「球南」這地緣政經概念,去與「球北」建構一個新多邊及多極化和平世界秩序。
球南不應排斥任何國家
我認為「球南」這概念不應排斥任何人或國家。只要有人認同達到「全球公平公義」的「人類大合流」目標的重要性,我們便應包容。
總括而言,以1955年「萬隆精神」(Bandung spirit)為本,二十一世紀的「不結盟運動」是以跨宗教、政治信仰和經濟信條去合作,以跨種族福祉為本的「人類民本主義」為基礎,以消除所有全球不平等、貧窮和社會不公義為目標,去建設一個更多極、多邊及具包容性的和平合作美善新世界秩序。
《萬隆:球南學報》(Bandung : Journal of the Global South)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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