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13日

黃伯農

「民主vs威權」二元論的政治理論基礎

近年來，英美及一些西方政治領袖和鷹派輿論堅持用「民主vs威權」的二元對立論，將世界局勢複雜變化簡化成「西方民主世界」與「中俄威權國家」之間的對抗，嘗試合法化全面與中俄脫鈎的「新冷戰」政策。與此同時，有英美學者和脫鈎謀劃者也發展出具理論基礎的相關二元對立論述。例如，去年底美國政治理論及哲學期刊Telos出版了一系列圍繞「文明國家與自由帝國」（Civilizational States and Liberal Empire）的學術論文，為「民主vs威權」二元論提出政治理論基礎。本文便探討這二元論的政治理論基礎。

「意識形態衝突論」

首先，前特朗普政府國務卿的高級中國政策及謀劃顧問、美國海軍學院（US Naval Academy）教授余茂春（Miles Yu）的文章認為，美國政府和社會一直受到「意識形態的貧乏」（poverty of ideology）所影響，沒有正視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與中國政府之間的密切「共生關係」（symbiosis）。余認為，中共意識形態與西方自由民主意識形態不能兼容，中共也向境內穆斯林發動意識形態戰爭。中美之間並不存在「文明衝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而是「意識形態衝突」（clash of ideologies），即是「自由民主與暴政獨裁意識形態之間的永恒鬥爭」（the timeless fight between freedom and democracy against the ideologies of tyranny and dictatorship）。

加州大學學者David Pan認為，權力與價值觀之間必然存在關係。無論是經濟權力、科技權力或軍事權力，它們都不能脫離價值觀的影響。由於任何權力都不能擺脫價值觀，世界上便沒有純粹權力，亦沒有可能「價值中立」（value-free）。因為價值觀載體（包括文明、文化和意識形態）已與權力共生，所有價值觀便是政治價值觀。

當我們要為未來做決定時，涉及的決策不能脫離價值觀。當要建構和塑造對人類有意義和重要的未來命運共同體時，我們不能避免以價值觀去作選擇，以判斷什麼樣的未來才較重要。因為政策為塑造未來的工具，不同國家和企業（資本集團）便爭相影響決策過程，甚至奪取決策權力，試圖實現那依據自己價值觀所希冀的未來。於是，今天世界各國各企業所關心的議題如經濟復甦/增長、地緣政治、國家安全、科技創新、軍費開支、公共衞生和可持續發展等都是引發政治衝突的價值觀之爭。意識形態諸如民族主義便成為實踐政治價值觀的主要鬥爭工具或載體。

「文明國家」興起

有英美學者共識，今天的國際系統的基本單位是「民族國家」（nation-state）。民族國家的歷史起源可追溯到1648年歐洲的《威期化尼亞和平條約》Peace of Westphalia。1648年前，歐洲的政治組織被神聖羅馬帝國和天主教會所構成的「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單一神治主權所統治。宗教和政治被教廷和羅馬統治者結合，經濟、軍事文化和政治權力均被羅馬天主教會所體現的基督宗教價值觀體系所指引和塑造。因為神聖羅馬帝國的崩解，《威斯化尼亞和平條約》正式將「國家主權」（state sovereignty）這國際法概念從基督教世界中解放出來。自此歐洲各民族可以成立不受羅馬和教廷管轄的主權國家，民族國家便興起成為最具勢力的世俗化權勢，集壟斷經濟、軍事、文化和政治權力於一身。

直到上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為了共同抵抗共產主義的全球性興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便以自由主義為基本意識形態去再組織國際社會。於自由國際主義意識形態的指導下，西方民族國家以「自由價值觀的普遍性」（universality of liberal values）的原則去組織內部議會民主政治和國際關係。上世紀九十年代蘇聯解體便標誌着「自由主義霸權」（liberal hegemony）正式進入單極時代。與此同時，中國、俄羅斯、印度和伊斯蘭世界等則開始以具競爭性文明及其獨特文化價值觀體系為國家主權概念去注入新意義，以抗衡西方的自由主義霸權。

於這全球意識形態發展的大背景底下，中、俄及其他非西方國家便發展自由主義以外、具民族主義的文明文化獨特色彩的「文明國家」。有別於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的自由主義國際系統秩序，文明國家否定「自由價值觀的普遍性」這西方信條，並提倡「文化價值觀的特殊性」（particularity of cultural values），以削弱自由主義的普遍性、合法性和全球霸權。

同樣重要的是，一些文明國家（如中俄和伊朗）都擁有龐大海外族裔群體和跨國文化網絡，如海外華人群體、東正教斯拉夫民族圈和什葉派宗教武裝網絡。文明國家都將諸如民族主義和文化/宗教保守主義等文化價值觀的特殊性，推廣到境外文化近親族群而構成了「跨國文明國家」（transnational civilizational states）。它們多以文明國家為中心去組織境外經濟、政治、科技和文化活動。

種族保守主義的中心性

有學者共識，西方主導的自由主義「規則為本世界秩序」其實是英美「盎格魯撒克遜人」（Anglo-Saxons）這種族的精英用來支配其他種族和世界的媒介。所以當中國這「中華民族文明國家」崛起，和俄羅斯這「東正教斯拉夫民族文明國家」，以「第三羅馬」（Third Rome）東方基督教正統去挑戰世俗化英美世界霸權時，這場「文明國家vs自由帝國」之間的對抗對決也代表着盎格魯撒克遜族、華族和斯拉夫族這三大種族的精英之間的對抗和競爭。

「民主vs威權」二元論論述背後其實隱含着以種族為基本單位和中心的國際戰略謀劃。於是，在自由主義的掩護底下，「民主vs威權」二元對立論其實正在推動一種以種族保守主義為核心意識形態的現實主義政治實踐，嘗試去建構和維持以盎格魯撒克遜種族為最超然種族和世界規則制定者的世俗化帝國主義未來。

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及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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