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門:

2022年5月23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外交何物?論國際外交核心思想原則

最近一直在反思一道問題,究竟外交是什麼?

從一個最為廣義的定義上出發,外交指的,乃是國與國在不同群體及載體(包括政府、民間、公民社會、機構及意識形態或思想共同體等)之間,就着不同領域(例如軍事、政治、經濟、全球管治、金融、文化不等)所展開的有意識互動及交往。

理想的外交風範,又是什麼?這道問題,單憑走學術、讀書為本的模式,乃是難以觸摸到實質的底蘊方向。唯有經過反覆與歷史及同僚之間的對話、探索、體驗及思考,方能悟出一二來。而我對外交思想研究的興趣,源自於拜讀兩位名家的故事及作品。一位是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也即是美國近代政治及學界上呼風喚雨的軍事、官至國務卿,見證並策劃着美國過去50年來最為龐大而歷史性的國際戰略行動。他也是為數不多在海外社會中,真正讀通讀透中國近代歷史與發展的「中國通」,即便在他那本《說中國》(On China)中,對我國也許抱有一個過於文化純粹主導的審判眼光,但起碼他願意拋開既定的意識形態,以較為務實持平的眼界看待中國崛起。這一點,本身便足以讓我們對他刮目相看。

另一位,則是我國周恩來總理──一名胸懷祖國、同時熱愛世界的英明領袖,讓我國在冷戰期間能抵受美俄之間的鬥爭矛盾,闖出一道支持和平、促進第三世界站起來的團結道路來。周總理談笑風生之間,化干戈為玉帛──這不叫幸運,而是他累積數十年走來的知識、內涵以及仁義品德。在內,他對中國知識分子及思想界的支持及擁護,讓獨立思想者在最艱難時期中能保存希望,同時也堅守着國家主體利益及民眾福祉。在外,無論對方多富有或貧困,他皆會一視同仁,不會以「老大」自居──從而方能貫徹始終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反霸權主義的三大核心原則。

正是這兩位前輩之間所推動(主要是周恩來與美方運動員的非正式來往,以及美方運動員的好客)的乒乓外交,帶來了中美建交,驅使了中國的改革開放,邁向國際化及經濟蛻變的光明方向。從周總理世界觀及其身上,我們能學到很多很多不但是在外交管治,以至在做人層面上的金科定律。也是在這基礎上,謹此提出數點有關外交的拙見,仍望拋磚引玉,以供大家參考指點:

一、如何梳理立場與利益問題:核次輔原理

任何外交家,都應當牢牢地記住兩大問題──第一,誰是核心的盟友、誰是次核心的朋友,然後誰是輔助性的合作對象?第二,什麼是核心利益、什麼是次核心利益,然後什麼才是輔助性的利益?在此讓我們剖析一下這兩道問題的實際操作形式。

第一,就着核心盟友──次核心朋友──輔助性合作對象這框架,我們大可以冷戰時期的美國做一個獨特例子。在美國外交界眼中,當年的英國,乃是在抑制蘇聯及華沙公約群體的最關鍵夥伴;這兩國之間的「跨大西洋聯盟」(Transatlantic Alliance),乃是覆蓋着意識形態、經貿金融、戰略軍事物資等層面上的全面性建交,基本上(除了英國本地曾泛起一定程度的「反(越)戰」左翼思潮以外)乃是堅不可摧的。反之,在戴高樂主義(Gaullism)所主宰的後二戰法國,以及正從二戰中緩慢恢復的意大利等國,對於美國而言,則是次核心「朋友」,他們未必是最為可靠的夥伴,卻分別在歐洲(法國在1966年半撤出北約)及北約之中,為美國提供有限但廣泛性的支援,以克制蘇聯共產主義當年在西歐的蔓延。最後,對於美國整體戰略判斷而言,其在無論是拉丁美洲或中東所扶助起來的政權(當中有不少都是罔顧人權及公民權利的獨裁政權──也有一些在正式式微後,轉化成知名的國際武裝組織),乃歸屬於所謂的輔助性合作對象。此一主軸,對應着「敵友我」中的「友」裏面更細膩的分類。

第二,就着核心─次核心─輔助性利益而言,不難想像對於當今俄羅斯政權而言,其利益分布為何。從克里姆林宮眼中去看,其核心利益必然是要將北約及美國勢力從俄羅斯以西的地帶(包括北歐瑞典及芬蘭,以及烏克蘭)排除,防止北約持續東擴──當然,事與願違,如今俄羅斯的軍事行動加劇加速了北歐與北約的融合,令俄羅斯核心利益得不償失);次要利益,則是要在經濟及金融層面上,盡量維持市民日常生活,以免導致政權不穩,失去控制及管治權。所謂的輔助性利益,則是要持續地在中亞維持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影響力,防止以哈薩克斯坦為主導的中亞五國,轉向中國,又或形成獨立於中俄的地方勢力。整體而言,俄羅斯如今的利益其實顯而易見。

我所提出的這個分析框架,裏面有兩點是需要我們關注的。這兩大主軸之間,必然有所激烈而深度的互動──在某些議題上,國A的核心利益可能是要維護某群體的關鍵利益,故導致A必須視B為這議題上的核心盟友。但在某些其他更為關鍵議題上,B的野心及不自量力,卻可能導致A核心利益受損,只能保存一定的次核心利益。在不同的利益緯度(經濟貿易、軍事政治)之上,存有着不同程度的張力及互動──有些國家可能本身在一個「主要矛盾」議題下,是最為關鍵的合作夥伴。但若有足夠的圍繞着次主要利益的「次主要矛盾」(介乎在「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後者對應着輔助性利益)重疊之下,則可能迫使該國重新反思應否繼續視該「合作夥伴」為整體的、甚至該議題上的主要盟友。

第二,世上沒有永恒的敵人或盟友。若將核心盟友等同於「永遠不變」的盟友,這種頑固作風對不起自身國民,也對不起平衡及爭取世界共同利益的宏大理想。盟友的重要性除了會因可靠性及所帶來益處而改變,也是「與時並進」──也即是說,今天的盟友,可能他朝便會成為敵人或陌路人。管治者方針會變、民眾利益及需求會變。當日英國加入歐盟,乃是載着一種歐盟歡迎、保守黨政府不得不硬着頭皮嘗試安撫國內撕裂民情,同時對歐構建身份認同及經貿橋樑地推進英國「入」歐。事過境遷,二十年後的脫歐公投,讓英國脫離於歐盟,不再以所謂的「美歐」之間橋樑自居,而是在外交戰略層面上,更進一步地與美國靠攏。從大西洋「特殊關係」(The Special Relationship)到「歐洲的英國」(A European Britain),再從其擺回至與美國共同「推進民主」的後脫歐外交,英國外交層面上的靈活度,撇除實際效果不說,確實讓其能夠有效地平衡各方勢力對其的期望及需求。

以上的「核次輔原理」下,國家必須願意將自身不同的利益領域進行分割,然後按着這些利益所需所求而進行相應的調整及操作。反對者可能會認為,這種做法過於「交易化」(transactional),令外交淪為等價交易。但從來國與國之間並不存在什麼感情或「友情」,而是一種未必時常精準,但整體仍能掌握的現實利益主義。核心(例如:軍事實力拓展)與次核心利益(穩定整體經濟發展速度及底蘊)乃是存有一定程度的相互更替性,但輔助性利益永遠都是比次要矛盾更次要,除非國際形勢有龐大的結構性變換,否則不應被視為主導政策方向的關鍵。此一原理也能充分解釋到,中小國家在大國博弈下應當如何自處──希望拓展區域利益的,要懂得將自身變成所有大國都需要的「次核心」對象,從而拓展自身的核心利益。反之,希望置身於大國政治以外的,則應當以「輔助性」邊緣角色的模式,既獲得大國一定程度的庇蔭,也能防止被捲進核心利益鬥爭的權利悲劇之中。

二、如何處理國與國之間的分歧:動態同理心

國與國之間出現分歧之時,又應當如何處理?須知道,分歧的程度及嚴重性,必須以一道持續的主軸(continuous spectrum)作衡量──在一端,乃是完全無關痛癢的皮毛膚淺芥蒂,完全是可以修改的,甚至並無涉及任何立場上的實質分歧(比方說,就着某些細微議題上的表態差距);在另外一端,則是牽涉到雙方或多方之間的核心利益衝突。咱們中國人有一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正是嘗試將偏向前一端(也即是重要性較低的)分歧轉化歸零的做法。反之,若國與國之間確實存有一些無法調和的議題,則較為棘手──在此前提下,所牽涉的國家必須進行最為理性而細膩的「分件」談判,也即是將自身認為是核心利益的議題盡量「拆綁」及分割(compartmentalisation),嘗試通過謹慎的以物換物及等價交易,在不可讓步的議題上,盡量地將差距收窄,然後再將分歧對整體關係的重要性,相應降低。

看到這一點,有部分讀者可能會投訴,認為以上的「理論」過於虛無縹緲,難以落地。我倒認為要妥善落地的話,其實很簡單。外交需要的,是一種動態同理心:外交官必須願意踏出一步,嘗試易地而處地以對方視角及利益立場來看待自身所提出的倡議──這並不是說,外交官要「認同」對方想法,絕對不!而是正因為「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外交並非一個單向性宣洩自身立場的過程,而是通過以他人想法作基礎,再就着自身立場做出適度的包裝性或實質性調整,從而最終達成雙方皆認同及基本滿意的結果。周總理當年在處理中日與中美關係層面上,曾多次向外交部幕僚強調,必須敢於及勇於以「他人」角度來看待中方所提出的種種要求及條件──這當然並非因為周總理不愛國,反而正是因為他希望能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來落實對中方及對方有利的建設性互惠互利合作,方無時無刻要求其幕僚懂得說「對方」的話、聆聽「對方」的想法,才能看穿對方的游說及言詞虛實,不被一時的假象所蒙蔽。

周總理早在五十年代就着中日關係曾滿懷希望地表示,「照國民外交的方式搞下去,日本團體來的更多,我們的團體也多去,把兩國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後就只剩下兩國總理外長簽字,喝香檳酒了。」不要低估其發表此一說法的艱難──當年冷戰甫開始之時,以美國禁運政策為主導的圍堵「共產圈」(Containment of Comintern)戰略,讓我國在國際經濟社會寸步難行。中日於1952年前訂立的雙方民間貿易協定,無疑為中國打開了關鍵的缺口。若不是周總理當年願意踏出「信任一步」,非但沒有堵塞,而是鼓勵良性而合法合理的商貿、文化、人與人之間的聯繫交流,相信中日關係並不會在經歷了包括五十年代末的「長崎國旗事件」及1964年佐藤榮作上任後的「半冷戰」的種種挑戰後,仍能在1972年迎來劃時代的《中日聯合聲明》。中日新時代的建交,也正正印證了包含「一軌外交」及「二軌外交」在內的「多軌外交」重要性。

若國與國政府之間確實存有着不可調和,存在於菁英及官方層面上的分歧,正確的應對方法除了以上所提及的種種以外,應當涵蓋積極而正面的民間主導外交,通過貿易金融、非政府組織、教育獎學金、文化交流等「非官方」(但當然具備官方認可)渠道,促進雙方民眾相互之間的認知、了解、同理心,從而構建出可行的前路。當然,悲觀者會認為,政府官方的介入,終會導致這些公民外交變成政府「滲透」的前驅,又或頂多只能充當關係惡化中的短中期緩衝。但這種悲觀思維,為免過度輕視民眾及社會的有機動力,以及在全球共同挑戰下,我們正在見證的「去國化」現象──也即是說,人與人之間將來並不會再單純以自身的國籍作身份認同的主要基礎,而是會根據跨國度的共同利益(比如,防止全球暖化所導致的水位上升、監管與控制科技巨頭所帶來的挑戰與危機)進行協調與統籌。公民社會之間的動態、多方位、開放來往,有助於重新建立民眾之間的基本信任,同時驅使菁英必須正視民間聲音,而不被軍事工業國會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congress complex),又或是內向性的意識形態之上主義所綁架。我國過去十年在東南亞所進行的二軌外交,確實有不少良好的苗頭,卻缺乏整體宏觀性的統合──比方說,與東南亞諸國的公務員及學界建立良好的互動與溝通,乃是增強當地對中國模式的充分掌握之關鍵條件。若要真正地改善東盟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不能只針對「菁英」或「政府」,而必須構建出一個能容納與涵蓋民間不同聲音──包括對中國持懷疑或中立態度者──的氛圍與文化,從而才能事半功倍地深化包括貿易與金融在內的共襄盛舉。

最後,動態同理心讓從事外交者,必須嘗試認真思考受眾對自身言論的觀感。假設一名認為「美國過去幾十年,一直致力地在世界各地推動民主化,是為好事」的外國外交官,跑到伊朗首都的廣場發表此類的言論,以「打救世人」的語調向當地民眾說教──相信不出3分鐘,這位外交官便會被批評得體無完膚。他這種言論也許在對西方「文明化」任務(civilising mission)堅信不移的美國右翼支持者眼中,乃是至高無上的定律──但放在本身對美國抱有嚴重反感的伊朗民眾而言,這種言論非但打動不了他們,還將他們現存對美國的猜忌及憎恨更為濃烈。之所以政府「內宣」與對外的「外宣」必須有所區隔,也正是各國政府對外所發布或公布的資料,與內部所參考的資料報告有所出入的原因──受眾與目標存有根本的差異。要締造有效的對外宣傳或溝通,必先了解受眾的話語體系及語境,而不是將自身的言論,以自身最為熟悉的方法說出來,結果導致對方民眾與自身愈走愈遠。唯有易地而處,方能讓外交官更準確無誤地將自身國家立場及捍衞立場的理據,以「文明」來說服對方。觀感從來是溝通的核心所在。

三、如何確保多邊主義得以實行:以和為貴是時代真理

最後,外交終極目標是什麼?是單純為了推動自身國家的利益,而罔顧世界整體穩定及大局所需嗎?還是為了所謂的世界群體利益,而漠視自身民眾的主觀訴求及客觀需要?依筆者所看,這兩極端行事方式,皆有其弊處。我們需要的,是一個能容納不同國家人民按照自身實際情況及思想,在具自主性的前提下,達至幸福。這也是多邊主義的道德論證源來──即便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太平、不和平的世界,我們也要努力爭取和平,從而將全球、國家群體、人民個人三者的利益,皆能放諸在同一線上,同一時間滿足這三點。以和為貴,乃是外交的最終目標。和平,也不止是「戰亂停止」──這是基本要求,卻不是和平的全部。真正和平,是當大、中、小國的國民皆可以和睦而坦承相處、放下國與國之間身份認同的執着。

當然,這是理想的世界。現實一點兒也不理想。在此前提下,假若外交家確實想守護和平、維持世界各國共同相處,應當以什麼樣的方式推動此一成果呢?在這裏,筆者想提出三點關鍵原則:

第一,對和平的堅持必須是貫徹(consistent)的,並不能自相矛盾、更不能以雙重標準作基礎。和平主義不是一個能輕輕放下的符號或替代品,更不應是一個純粹的口號,而是一個透徹的態度。針對和平適用之處的雙重標準,必然是不可取的。若為了政治渲染及利益,而損害整體對世界和平的追求,這種做法固然能贏取一時之利,卻只會導致國家喪失長遠的道德話語權。

第二,爭取和平,需要的是約束務實主義(constrained pragmatism)。固然,我們要以最終達成和平的目標為我們的「導航指標」,但在爭取和平的同時,必不能不擇手段,如某些歷史上的帝國或大國一般,支援各種各樣有違道德規範及倫理的政權,以換取他們在某些議題上的支持。最近在讀美國記者法羅爾(Ronan Farrow)就着美國外交政策演變及「衰落」的著作,書中他對美國在阿富汗及哥倫比亞所進行的各種各樣「政治現實」操作批判得體無完膚。當然,讀者此時也必須反問──這些惡行並非美國獨有的,而是世上不少霸權強國皆有的外交方針及工具。對!也正因如此,是時候改變了。我們不能容許任何形式或地方的霸權主義──無論是東南西北也好,真正的反帝國主義者,不會只針對一兩個特定個體進行批判。

第三,要實現真正的和平,需要因應不同國家國情及實際需要的外交手段。外交必不能假設其他國家的文化與價值觀、利益與願景皆與自身有百分百的契合。外交官必須聆聽、尊重並嘗試在各方觀點及論點中找尋到合作推動去核化、去武裝化、去軍事化的空間。若以一種說教式的語調去教訓對方,然後便以為這就可以帶來太平──這未免過於一廂情願了。以和為貴,需要的是一種對不同文化、新思想的開放、接納。唯有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才是外交真諦所在。

周恩來總理曾寫下著名的《大江歌罷掉頭東》。這是一首七言絕句,也是對於其內外交思想的道德底氣的一種撰述:

「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

《牛津政治評論》創刊總編輯、《破繭論》作者

 

(編者按:黃裕舜最新著作《破繭論》現已發售)

歡迎訂購:實體書、電子書


放大圖片 / 顯示原圖

放大圖片 / 顯示原圖

訂戶登入

回上

信報簡介 | 服務條款 | 私隱條款 | 免責聲明 | 廣告查詢 | 加入信報 | 聯絡信報

股票及指數資料由財經智珠網有限公司提供。期貨指數資料由天滙財經有限公司提供。外滙及黃金報價由路透社提供。

本網站的內容概不構成任何投資意見,本網站內容亦並非就任何個別投資者的特定投資目標、財務狀況及個別需要而編製。投資者不應只按本網站內容進行投資。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投資者應考慮產品的特點、其本身的投資目標、可承受的風險程度及其他因素,並適當地尋求獨立的財務及專業意見。本網站及其資訊供應商竭力提供準確而可靠的資料,但並不保證資料絕對無誤,資料如有錯漏而令閣下蒙受損失,本公司概不負責。

You are currently at: www.hkej.com
Skip This 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