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30日

國家與港人──內地與香港關係何去何從?

幾年前，我帶着幾位香港朋友到內地教辯論。

當中有一位朋友跟我說，在南京待了一周，走了一圈以後，發現國內情況和他想像，很不同──「原來，南京並不只是一座充滿着古舊建築物的歷史名城，也有如香港一模一樣的高樓大廈。」走完了、看完了，他發現心目中的南京，和現實的南京，卻是有多麼大的出入。他心目中的南京，乃是停留在民國時期的封建、「落後」形象。眼中見到的南京，只見新街口一片繁榮，讓他不禁嘆為觀止。

筆者不想重複不少坊間說到爛的「金句」（雖然箇中道理卻沒錯）──什麼，「若你回到大陸逛一逛，你會發現大陸其實很先進。」，或「今時不同往日，咱們國家已經發展成世界上一個新興強國。」這些言論沒錯，出發點也是對的，卻對於那些對我國存有反感的港人──尤其是年輕人──似乎並不奏效或效果未見明顯。況且，對國家的認知，也不應只停留在「很現代化」或「很多摩天高樓」等形式主義為主、片面的描繪。國家成就，我們確實值得感到驕傲──但令我們驕傲的，不只是所謂的硬件配套，而更是國內人口素質、競爭力、國際話語權等層面的崛起。尊重自己的國家，要求的不只是尊重國家的大樓或宏偉建築物，更需要我們認真處理及反思其歷史、在波折中的艱辛及進步、在過去、現在及將來皆會面臨的重重考驗。

再說，從一個務實層面來說，如今港人與國家之間的那道刺，確實需要多方面更深層的思考。若單純以「國家現在很先進」來反駁或回應骨子裏對國家存疑的反對者聲音及輿論，往往只會弄巧反拙，令本應更全面了解國家實況、以持平而理性態度處理自己和國家關係的港人，和國家愈走愈遠。若只講究有沒有唱足夠次數的國歌、進行足夠的搖旗吶喊，這些走形式的，固然能讓本身已經堅實愛國的人，繼續欣然地接受及愛戴自己的身份及根源。但對於思想及行為和國家存有距離──或是誤解、或是偏見，甚至無的放矢的針對及排斥──我們需要的，是真正能打動他們、有機地改變他們想法的思想開拓，而不只是硬繃繃的儀式。

同時，回歸二十四年來，撇除政制及政治層面上的困擾及鬥爭，究竟本地建制及有權者，有沒有盡自己作為港人與中央之間橋樑的角色，將中央所用的語言、對港的思維、自身改革及管治的反思和得着，與港人分享？筆者並不認為促進適當有為的愛國，應當是中央的責任──此責任本身應當落在我城的管治者手中，而不是將國家認知當作是一項「不屬於我們、也不是我們管轄範圍」的任務。

2012年，香港本應通過國民教育，提升市民整體對國家的認知（筆者當年支持國教，但認為其執行細節值得商榷，換來的，是朋輩之間對筆者的冷嘲熱諷），卻最終在民粹反對聲音下，無疾而終。

2015年，當時的香港本地政客應當反思，如何將溫和民主改革與國家整體利益掛鈎，跨越陣營地推動政治改革，最終卻在偏激謾罵聲中，立法會以大比數否決普選方案，讓港人失去一次論證「一國」之下民主制度可行性的機會。

事到如今，要重塑港人與國家之間的關係、確認絕大多數港人能真正地追溯正本，看清看楚大局而接納國家民心收復，這些目標皆需要頗長的時間才能妥善落實。愛國固然有其必要性，但如何處理香港盤根錯節的思想誤區及盲點，如何促進有機而有根有據的愛國，而不是盲目的愛國情懷，這是當今從政者必須反思的命題。

有的說，中央已經放棄了贏回民心這願景；更有人說，經歷了2019年至今的政治風暴及香港所經歷的種種核心及次要矛盾，民心回歸根本是沒可能的事。但政治本質，便是將不可能變成有可能──哪怕今天不行、明年不行、十年後也未能完善，我們仍需下定決心，應做就做。

一、推動多軌溝通互動，才能破除官方交流的限制

如今香港媒體及公眾輿論對內地同胞，以及從內地到港的「港漂」朋友，存有一定程度的偏見。偏見來源，也許是所謂的「政見」及價值觀不同，又或是針對少數人在港的不文明行為，或是將他們心目中對香港政治現況的不滿、對體制的控訴，投射在實際上與香港政治更替無關的人士身上。我不會說這是種族歧視（因為箇中假設──所謂的「港人及內地人乃是不同族裔」假設──乃是一種謬誤），但我會說這是一種出於誤解、助長更多誤解的危險思維。

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建基於互動。互動效果是否良性，或是受形式及模式所局限，或（更多的）是取決於參與者是否你情我願。當溝通變成一種公務、雙方了解變成一種敷衍，所衍生出來的情感，必然並不能真正地反映或導致參加者心理及觀感上的一種改變。筆者深信，若將來自內地的年輕朋友，與來自香港、土生土長的港青放在同一個飯局上，縱然兩者之間在開始之時也許存有一定鴻溝，但「幾杯落肚」以後，無論是多麼彆扭或具厭惡感的陌路人，也總會找到一定的共同話題。

筆者曾連同一群來自英美等地的朋友到內地觀光交流，當中有不少跟筆者透露──他們在新聞上讀到的中國大學生，與他們所接觸到、勇於發問、敢於表述不同觀點的年輕人，存有着莫大的差異。這些人當中，有不少是曾經透過他們國家或大學的官方交流團，到內地其他城市去「交流」，卻跟筆者說──在那些官方交流團當中，往往沒有機會去真正認識內地實情，而是被安排見他們認為是「受壓力說話」的學生代表，故往往難以掌握國內事情。筆者不去評論這些官方團的真實性及準確性，卻會提出一點：最為自然的交流，也應當是最為令人印象深刻，最能令人改觀的交流。

套用在香港層面來說，與其單純鼓吹參加各式各樣由根正苗紅愛國團體所舉辦的「正是交流團」，特區政府及管治團隊大可以考慮鼓勵企業、公營機構，甚至政治立場並不鮮明而大致去政治化的組織，讓他們安排不同年齡的香港市民──年輕人、成年人、老人家也好；孩童、青少年、一家大小也可──自願性地申請並參加能讓他們多方位體驗內地城市的「參考團」。交流以外，也可安排更多的內地專業人士（從教師到企業家、從實業家到醫生）來港實習，與港人合作及互動，從而促進港人與內地同胞之間的有機交談。這些對話不能為了「政治正確」的原因而進行，而必須容許雙方之間的爭論、辯論、共同探討話題。若政府並不認為自身能勝任此任務，大可讓民間研究組織、社區團體，學術機構擔當此協調者角色，深化內地與香港之間民間關係。

常聽到建制派及特區官員表示，香港要好好把握「大灣區」的機遇，與其融合。事實上，作為大灣區的一部分，我們理應是大灣區共同體不可或缺的一環。但為何上至退休人士、下至18到25歲一代年輕人，對大灣區仍是如此卻步？是純粹因為他們故步自封，抑或因為宣傳力度不足，還是因為其實從頭到尾，我們都似乎沒有為有心北上發展卻懼怕未知、價值觀衝突、難以適應生活條件等的港人，好好安排適當的合作機會，以及提供一定的空間，讓他們能「放飛自我」，尋找自身真正的願景？若他們願景之中，不但能容納得下，更能主動吸納內地有識之士，這相信對化解中港互不信任，皆有莫大幫助。當然，前提是，咱們內地同胞也願意和港人合作；但相信港府也能透過優化人才到港，以及更積極引進曾與港人合作或聘用港人的公司到港等措施，來推進這一件事情。香港與國家其他城市融合，沒想像中那麼複雜──需要的，只是明顯的誘因供應，及真正貼地的港人與內地同胞合作機會。港人不應忽略大灣區，更不應以為大灣區便是內地機遇的一切及所有。十四億人口之間，總有相輔相成的空間。

二、融辯入教（歷史），讓港人更全面地掌握及了解國家近代歷史

如今香港的教育制度明顯出現了一個頗大的問題：這便是對中國歷史教育的忽略，以及所衍生出來有關歷史教學的爭議。忘記歷史，只會重複歷史。但若只記得最為偏頗或受意識形態主宰的歷史，則只會扭曲歷史。筆者不想重複這些大道理──反正罔顧中史教育的禍害，如今顯而易見。從過去二十年來，港人及在港政客與中央之間的互動中，我們大可看到，有不少港人對中國、對中央的管治邏輯及行為模式，似乎嚴重缺乏認知。撇除了解自身國家的政治倫理不說，從一個純粹實事求是、以結果為主的衡量框架來看，港人有必要加深及鞏固對國家的認識。

如今坊間有關國家近代歷史的論述，出現頗為嚴重的二元分化。要不是將中央政府歷史上每一件過失及錯誤放大、放大，再放大，以印證民粹主義鼓吹下的歷史批鬥思潮，便是將所有歷史上的黑暗一面、錯誤、悲劇抹走，試圖欲蓋彌彰。我倒認為這種撕裂氛圍，對了解中國──尤其是1949年後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其實於事無補。只聚焦在國家的黑暗一面，容易讓我們停留在五六十年前一場又一場的歷史大悲劇，而忽略了今時今日中國在經濟、社會、文化、體制改革等層面上已作出，或曾經作過的改進。更甚的是，若貿然以六十年前的中國來作中國未來走勢的指標藍圖，恐怕只會淪為猶如部分「KOL」對中國的政經評論一樣，歇斯底里而語無倫次。反之，我們必須讀通讀透歷史的創傷、失誤、缺憾；同時，也要帶入當時發起人的心理及邏輯，梳理出一套脈絡──這不是為了合理化或論證錯誤的發生，而是為了以前車為鑑，避免悲劇重演。

國家一路走來，沒可能完美，也不應被過度神化，耽誤了應有的批判。國家過去七十多年經歷過的滄桑、艱巨、難關、必須與其成就及在全球舞台的崛起並肩而論，方為教育正道。如今香港既然要撥亂反正，也是時候讓港人重新認識及了解中國近代史的全面事實，而不是以立場及政見為先的偏頗歷史觀。

在此前提下，筆者並不反對如今坊間部分聲音所提倡的建議──政府應當考慮將中國歷史及國情，與經「改革」後的通識課，列為高中必修科，並沿用現屆政府所提出的「Pass/Fail」系統。有不少聲音表示，擔心改革以後的通識班變成「一言堂」，甚至淪為所謂的「洗腦工具」。因此，政府有責任及必要確保在指定課程的過程當中，必定要憑着公允、公平、公開的標準處理課程及教本制定。是其是、非其非──歷史過失應當拿出來討論、辯論，而不應因寒蟬效應或所謂的政治考量而被噤聲。同時，正因為過去中史及通識的部分教學有可能出現偏頗現象，我們才需要教育工作者及課程制定者盡量不受自身所加諸於課程設計的政治考慮所影響，確保教材能多元、豐富、合情合理，同時也能反映所謂的「異見」及少數聲音。

融辯入教從來都不是問題。問題是將辯論及批判性思維，誤等同於一味批評，毫無建樹的論述。辯論能讓學生看到他們認知的表面，未必便是事實的全部。同時，也能讓學生在接觸偏激而意識形態鮮明的媒體之時，更能慎防被誤導，堵塞被偏激聲音洗腦的可能性。最後，只有互動性的辯論及討論，才能引人入勝──一味向學生填鴨式灌輸「說一就一，說二就二」的國家歷史，只會弄巧反拙，導致年輕及長大成人後的港人更為抗拒認識國家歷史。建設性、理性的批判及反省，從來都是國家進步的關鍵一環，必須與只有破壞而毫無建設的謾罵切割。深愛國家的人，不會只讚、只奉承，而忘記了自己作為國家一部分，應當肩負起的時代責任──為國家進步出一分力。

三、反思香港定位，為國家創造價值、為香港尋覓將來、為所有港人找出路

最後，筆者認為我們需要一定程度上的管治心態調整。港英時期，香港一直都是「聽唐（寧街）指揮」，受港督及其背後的政治勢力所主宰，雖說是由行政吸納政治，卻實際上以行政取代政治。回歸以來，香港多年以來處在一種尷尬的模糊地帶之中──中央顯然對香港有所期望，卻也給予港人很大程度的自由度及空間，去自我演繹「一國」之下的「兩制」。卻也是這種模糊不清的空間，讓香港失諸交臂，與國家整體大局發展一直存有一定的隔膜及代溝。

經歷重重危機及風暴以後，香港是否就必定要「躺平」，欣然接受所謂的命運，接受被國內其他城市所取代或超前，對國際社會拱手相讓我們自身對自己國家、對國際社會一直擔當及仍能發揮的關鍵地位？是否抹去一切讓香港獨特及難能可貴的精髓，便能換來香港及國家未來二十年的繁榮穩定？這樣做法，港人甘心嗎？對得住港人嗎？對得住國家嗎？

事到如今，香港不能再以自身擁有的一時輝煌而沾沾自喜。作為國家一部分，香港有必要在當今「百年一遇大變局」的情況下，反思我們應有的定位及角色，充分發揮我們的潛能，為香港人民謀幸福，也補國家的不足及需求。從來香港的價值，都是由香港人的拚鬥精神、不屈不撓，以血和汗換回來的。我們要做的，是向國家證明，我們這座城市，仍有其獨一無二的重要性──不會躺平，更不會放棄力爭上游。

但與此同時，香港的價值、地位、角色，必然與我們自己的國家，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任何幻想香港能存在於國家以外的謬誤妄想，是癡人說夢，更是不負責任，將香港本應為國家所善用的長處描繪成與國家利益牴觸的政治禁忌。香港若要保存自身的自由和文化、法律制度、金融制度，必先讓國家看到，這些元素並不觸犯國家最為根本的要求及底線，並不會被極端分子綁架並轉化成威脅國家的工具。要不然的話，只顧「香港」，而忽略了香港的根源及祖國，既是忘本，更是脫離政治現實。

在這前提下，筆者認為港人應當更積極關注國家發展及政治事務。在全國各地的政協，以及代表香港的人大及政協，應當在國家層面上的議題多做建設性的倡議、將中央與港人之間的橋樑角色發揚光大。同時，在港的建制派，也應繼續發揮自己作為管治班子及團隊一分子的職責，找尋出港人與內地同胞的利益共同點，而將兩者之間的距離收窄。2008年港人會捐款於汶川大地震、會為北京奧運感到驕傲、會為自己作為中國人身份感到榮幸──這種情懷，在過去十多年中無疑受到了各種各樣的衝擊及打擊。但這並不代表我們就要放棄，就要接受一種消極而毀滅性的負面情緒，讓其接管及充斥我城。

有很多輿論家、評論家、政客想要香港如他們劇本所說一樣般「死去」。但香港還沒死。我們也不會死。我們不會甘心於淪為販賣悲情者筆下的階下囚，更不會接受在國際博弈之下被時代所淘汰。前提是，我們必須了解自己的國家，才能找到在國家大局中，香港應當發揮的角色。以上三點提議，望能拋磚引玉，多多指教。

黃裕舜牛津大學政治哲學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