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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4日

程介明 教育評論

向上.逐低.後物質

上周論及繞迴的職業途徑。收到一位朋友來信,「我的親戚正要從頂尖的公司辭職去讀書。他的父母擔憂,你的文章對父母輩有啟發!」筆者的回應是:「我只是實話實說。父母擔憂,同輩羨慕。」那是常態。

剛好看到同文方舟先生前天(6月2日)在本報的文章「香港青年為什麼缺乏向上流動性?」引起對幾個問題的思考,也與過去數周的討論有關。

首先是「向上流動」的概念。這個概念,其實隱涵兩個方面。第一方面是有沒有這種機會;第二方面是青年人有沒有這種意向。

第一方面:社會裏向上流動的機會也許會愈來愈少。讀者也許還記得Thomas Friedman的《世界是平的》。他的論據,比較側重在商業的轉型與科技的發展——互聯網、軟件共享、服務外判、離岸運作、供應鏈、訊息互通等等。那是2005年的書,當時人們幾乎視之為「預言」,16年之後的今天,可以說已經是司空見慣。現在還出現許多當年無法預見的景象——大數據、共享形態、AI的應用、社交平台、YouTube、Ted Talk、TikTok……等等。這一切,都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拉平了。疫情之下,科技在人際關係中的使用,更加廣泛,也更加減弱了社會中的階層隔離。

且看看李子柒的例子。就是一個普通的城市女子,回到鄉下,把一些在中國農村比較平常的日常活動,平白地拍成視頻,絕少言語對白,不動聲色,卻引來全球超過3000萬的點擊。怪不得在很多社會,包括香港,不少青年人願意從原來可以安穩的職位,嘗試成為YouTuber。

不一樣的成功感

這就要看第二個方面。這些年輕人,不是沒有機會向上流動,而是對於向上流動的興趣,不及自創天地的吸引力。本欄介紹過一位美國名大學精算畢業的年輕人,不去打工,卻醉心於Cardistry(花式砌牌),而且成為名家。他明知這不可能成為終身事業,但是「活在當下」,其樂無窮。

年輕人的事業觀、成功感、幸福感,都已經與上一代人迥然不同。如果用「向上流動」的標準來看他們,就會覺得他們沒有出色、沒有遠見……,反正就是不務正業。

方文還帶出了另一個維度,服務行業的特點。這是本欄以前很少提到的。正如方文所言,香港的第三產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的93.4%,這是近年的常態,估計從事服務行業的人員,大概佔85%左右。方文指出,香港的服務行業,主要分為兩種:第一種是金融及專業服務等高增值服務業,第二種則是消費性服務業,主要是零售、旅遊、餐飲等行業。這些行業,都不是金字塔式的大型科層機構。

不一樣的機構形態

本欄以前描寫過,工業社會的興起,關鍵是明細的分工,設計流水線的程序運作,最後合成一個複雜的產品,於是大量生產。有了蒸汽機、有了電,更是如魚得水。最近有機會重溫差利.卓別靈的全本《摩登時代》,真是生動而深刻。筆者1980年代在東莞,2000年代初在非洲的萊索托、斯威士蘭(已改名)兩個國家,都見過典型的大工廠,前線都是埋頭趕指標的幾千個操作工,做着非常簡單的動作。一條生產線,45-50人,一個管工。假如前線有5000名工人,就有100多名管工;於是要有管工的管工;在上面就是從設計、解難角度參與工作的助理工程師、副工程師、工程師、總工程師。於是就形成了金字塔型的機構。後來的商業機構,甚至政府機構,大概也是這種模式。

筆者曾經不厭其煩地說明,這種金字塔型的大型機構,已經愈來愈少。一方面是因為大量生產,已經是市場的毒藥。現在講究的是個人化、個別化、個性化,量身定造;最吃香的是「限量版」。因此,部門林立、層次分明的機構,逐漸讓位給小的、扁的、鬆的、脆的微型單位,趨向「一站式」。現在香港的工商業單位,大部分如此,層次很少。

另一方面,科技的發達,原來操作性的勞動,逐漸被機器替代;也會把原來幾個層次的操作,合併成為自動化的簡單過程。這就大大地壓縮了機構的層次「高度」,也大大地減少了人員晉升的機會。

這樣的單位,就不存在「向上流動」的現實。這與人員的工資收入,也許沒有直接關係。也就是說,不論是「高增值」的如金融,還是「低增值」的如旅遊,他們的運作模式,都是層次不多的單位、小組、Deal Team。

也就是說,不論他們工資的高低,都沒有太多的「向上流動」的空間。也就是說,工資的高低,是行業的特徵所致,而不是機構的結構所致。簡單的例子,投資銀行最基層的分析員,高薪,但並非人人都指望進入公司的領導層,因為那不是一個「可望」又「可即」的夢想。

這就回到上周提到的階梯模式,一個目標、一條直路、每個時刻按規矩上一步。對很多年輕人來說,這已經不是他們的夢想;而他們的想法,也反映了他們所處的現實環境。

這又回到教育的角色。傳統的工業社會,也是現代教育體系誕生的土壤。教育的功能,就在於生產社會需要的勞動力。或者說,把人類塑造成為人力資源。由於社會需要各個層次、各種技能的人力資源,於是教育就有把人類分等分類的任務。因此教育的產出,應該吻合社會的需求。假如不吻合,就是錯配。但是這種觀念已經與現實脫節。

不一樣的聘人準則

本欄多次重複提出,大學畢業「用非所學」,已經是常態。在香港,除了醫學院,「對口就業」已經失守。即使第一次就業「對口」,也會不斷轉工轉行。在許多行業,「半途出家」的大有人在。更何況很多行業正在消失,又有許多以前沒有的行業正在興起。社會科學、人文學科、自然科學的畢業生,其實遍布各個行業,而且不少還業績彪炳。專業學科如法律、工程、教育、建築、社工,固然有不少對口就業,以他們所學貢獻社會;但也有不少沒有對口入行,同樣正在作着出色的貢獻。

以上的描述,並非筆者的臆造或者誇張。讀者只需要問問周圍的青年人、中年人,就可以看到現實的真相。有些朋友,自己在商界非常成功,也非常明白工作形態的時移世易,在聘人的時候,也非常靈活。但是往往一談到教育,他們又馬上回到二十世紀的觀念,還是希望學生乖乖地考好成績、獲得學歷。他們往往沒有在意,學歷與職業的關係,已經完全變了。而實際上,許多機構聘人的時候,關注的已經不是應徵者的學歷,而是他們的經歷。關鍵不是他們學過什麼,而是他們能做什麼。

本欄也介紹過簡美蓮博士2009年的研究,發現同一所大學的畢業生、同一種學歷,進入同一個行業,他們的工資收入,可以很不一樣。最高與最低的相比,投資銀行——13倍多;零售銀行——5.5倍;電腦有關——4.5倍;市場營銷——4倍;社會工作——2倍。非常有力地說明,聘人單位所考慮的,遠遠超過大學的品牌與學歷。而我們還以為,品牌與學歷,是就業的關鍵。這種現實,難道不是高等教育政策應該關注的重點嗎?難道不是我們的大學值得深刻反思的嗎?

總括來說,「向上流動」這個話語,已經不容易與現實吻合。年輕人不在乎「向上流動」,不是他們不求上進,而是現實變了、環境變了,他們的思想更符合時代的變化。數年前,日本就有批評年輕人是「逐低族」,認為不可接受,也是停留在陳舊的思維裏面。然而,轉眼看,原來帶有貶義的「後物質世代」,已經出現在水平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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