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14日
我第一次看到戴耀廷提出「佔領中環」的文章(《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信報》2013年1月16日),只覺得有點詫異,並沒有把它當作一回事。
我對戴耀廷並不陌生,雖然我和他沒有私交。我知道他是法律學者,讀大學時曾經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兩名學生代表之一。在我的印象中,戴耀廷絕不是「激進派」。他甚至不是一個典型的「民主派」:「民主派」經常站在反對政府的立場,被政府叫做「反對派」;戴耀廷卻很少批評政府,他在報章上寫專欄,發表的都是和法律有關的評論,多是觀點持平,態度溫和;偶爾談及內地和中央政府,縱有批判態度,也很客觀公道,沒有一點反共八股。
在發表「佔領中環」言論之前,戴耀廷跟特區政府以及中央政府的關係是十分良好的。特區政府的公務員培訓課程,經常邀請戴耀廷講課。公務員培訓處2012年中舉辦了一系列專題講座,作為慶祝香港回歸15周年和推廣《基本法》的活動,戴耀廷是講者之一;其他講者有梁愛詩、譚惠珠和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有一次我應邀出一個高級公務員培訓活動擔任主講嘉賓,整個活動就是委託戴耀廷策劃和主持的,可見特區政府對他的信任和倚重。
戴耀廷不但給香港的公務員講課,內地也不時會請他為政府官員講課。甚至在他發表了「佔領中環」的文章之後,仍有報道說他應邀到中聯辦大樓,給中聯辦的官員講解法治和司法獨立等題目。
梁振英當選行政長官後不到兩星期,邀請了幾位熟悉《基本法》的法律界人士專門討論「雙非」問題。戴耀廷是其中一位。
我舉這些例子是要說明,戴耀廷是一個從來沒有跟特區政府或中央政府過不去,從來沒有走在社會抗爭運動前頭的學者;這樣一個學者,竟然寫文章提出要發動「萬人以上」「佔領中環」,作為爭取落實真普選的「最大殺傷力武器」,這令我有點詫異。不過我當時認為,那只是天馬行空之想,心血來潮之作,可以成為茶餘飯後的話題,沒有人會拿它當真。到我在接着的兩個月裏看到泛民陣營的反應,我便開始感到擔心。
民主黨前主席、2010年政改的關鍵人物何俊仁竟然率先表示支持戴耀廷的主張。3年前他和民主黨的核心成員走進中聯辦,打通對話磋商之路,結果促成政改向前邁進了一步。照理他應該最明白對話比對抗可取;但他卻公開表示,與政府的政改談判破裂時,可以使用戴耀廷提出的公民抗命「武器」。
泛民陣營的其他代表人物接着也紛紛表示支持公民抗命。有人甚至認為,泛民陣營應該團結一致,準備用公民抗命爭取真普選,不應接受邀請與中央官員接觸,以免引起分化。
我感覺到在泛民當中,包括他們的溫和派,瀰漫着一股懷疑情緒,不相信中央政府會履行普選承諾。我後來發現,這懷疑情緒是在2010年政改成功後發展起來的。當年「溫和民主派」支持政改,有一個附帶條件,就是要建立對話平台,讓他們可以就普選方案繼續與中央政府進行磋商。這要求並沒有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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