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14日

黃伯農

美中生物防務互動的過去與未來

2月中旬，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盡快推動《生物安全法》去提高生物安全治理能力，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隨着COVID-19疫情蔓延，有中國軍方媒體提出「生物基因安全」，指不能排除生物恐襲可能。本文梳理美中生物防務互動的過去和展望未來。

美國的「布薩特計劃」

2018年，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國家生物防務策略》（National Biodefense Strategy）提出有「多個國家已經進行秘密生物武器計劃和多個恐怖組織已經尋求得到生物武器」。去年7月，他簽署行政令，要求政府各部門強化「布薩特（BSAT）計劃」。BSAT是「生物製劑與毒素」（Biological Select Agents and Toxins）的簡稱，目的是透過生物科技去加強具規模殺傷力和防治殺傷的生物防務能力。特朗普下令各部門必須在限定時間內全面落實。

解放軍刊物《中國國防報》去年9月便指出，隨着基因工程技術的成熟，布薩特計劃揭露了製造基因武器的可能。基因武器類型和可行性多種多樣，被視為殺傷力最大、最防不勝防、最難醫治及治理的當代武器，籲中央盡快制定措施。去年10月，《生物安全法案》首次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

近年美中生物防務博弈可追溯到1970年代美蘇冷戰。當時基因技術工商前景明朗化，美軍和學界開始辯論如何應對蘇聯生物武器計劃。結果是基因改造生物、農作物、食物和藥物可被混合使用，也可在人體和環境內潛伏一段時間才發揮攻擊作用。美方研判基因武器殺傷力比原子彈大；殺傷目標包括對靶人口和生態環境，也可以是後代未來。因為這是國防難題，1997年布薩特計劃啟動。

2000年6月，總統克林頓宣布美國完成人類基因組草圖的繪製。2001年1月，小布殊出任總統後隨即宣布拒絕支持《禁止生物武器公約》（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2001年9．11恐襲後美國發生了「炭疽郵件」生物恐襲，導致22病5死，致死率達22.7%。小布殊政府於是稱生物武器在全球擴散，恐怖組織可隨時用之對付美國，須強化布薩特計劃。

然而，2008年8月，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宣布：2001年「炭疽郵件」生物恐襲元兇原是美國陸軍傳染病學研究所（U.S.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的微生物學家埃文斯（Bruce Ivins）。因為郵件內的炭疽芽孢基因與埃文斯實驗室內的炭疽芽孢基因有關，所以證明有罪。

2011年2月，由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組成專家小組評估了炭疽芽孢的基因排序和進行遺傳分析後，否定了FBI結論，指證據不足證明埃文斯有罪。但是，埃文斯於2008年結案前9天已自殺身亡，真相仍是個謎。

事件顯示生物武器的機密性質需要被政府於保密原則下監管。2010年7月，總統奧巴馬於是頒布行政令，要求各部門嚴防生物製劑毒物被盜用、濫用風險，並指令聯邦政府對布薩特計劃進行監督。

由於布薩特計劃是軍事機密，美國又一直攔阻重啟《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議定書的談判，北京無法理解美國基因技術與生物防務間的實質關係，也未掌握美方如何界定「防禦性基因武器」和「進攻性基因武器」的分別。解放軍軍醫於是在一份於2012年解密的2002年美軍文件去推論美國已研發「基因改造病原體」（genetically engineered pathogens）。

基因改造病原體的研發

2002年，美國空軍軍醫Colonel Michael Ainscough撰寫「未來戰爭系列」文件，題為「下一代生物武器：基因工程應用於生物戰和生物恐怖主義」，有以下重點──

直到1990年代，蘇俄基因改造生物武器技術超越美國。美方曾嘗試得到蘇方戰劑樣本但不成功。2001年，得到變節蘇聯生物武器專家幫助，美國國防部成功複製蘇方技術，並以基因技術改良。

相對2001年「炭疽郵件」的基因改造炭疽芽孢，新型基因改造病原體為更具軍事功用的生物武器。它們傳染度更高、更能抵抗抗生素、更難偵查、診斷和治療、處理更安全、更易發放、能具族群針對性（ethnic specificity），以及可被改良達至更高發病率和致死率。

基因改造病原體可分6類：

1. 二元生物武器（binary biological weapons）：在自然界內，有很多病原微生物包含和釋放着很多「有毒質粒」（virulent plasmids）；即它們的基因DNA碎片。只要將這些碎片與另種微生物透過基因技術組合起來，便可組成「二元生物武器」。

2. 設計師基因（designer genes）：美國人類基因組草圖已成功將全人類分子藍圖（human molecular blueprint）解碼，也掌握了最少599種病毒、205種自然質粒和31種細菌等的基因排序。這些基因藍圖，能助製造具殺傷力微生物，研發人造基因、人造病毒和全新生物作生物戰之用，使其更能抵抗抗生素和抗毒劑。

3. 基因治療的武器化（gene therapy as a weapon）：基因治療為醫治疾病帶來革命，可改善或更換人的基因組成，免人於病苦之中。但技術也可被應用到病原體，透過複製（cloning）和拼接（splicing）基因等技術去為微生物進行基因治療，跟研製疫苗具異曲同工之妙。既然可以用基因技術改良人的基因組，也可以用相同方法去創造具殺傷力「逆轉錄病毒」（retrovirus），愛滋病便是這種基因改造病毒。

4. 隱形病毒（stealth viruses）是一種神秘病原體，能潛入人類細胞及基因組，可具休眠期，直至被外部刺激使甦醒。由於它能感染對靶人口的基因組，使未甦醒前可作為要挾勒索之用。由於癌基因（oncogenes）具自行複製和侵蝕其他基因的特性，未來隱形病毒將具這特性。

5. 交換宿主疾病（host-swapping diseases）：自然界動物病毒傾向感染既定宿主群，也只感染一兩類動物品種。當動物病毒能傳給人時，便是「人畜共患疾病」（zoonotic disease）。雀鳥、蝙蝠、囓齒類和靈長類動物為多種當代新興傳染病的宿主。有病毒進行「物種跳躍」（species-jumping）是出於自然，但也可人為造成。

6. 設計師疾病（designer diseases）：基因改造科技將容許先決定病徵，後才研製病原體。選項也可包括關掉免疫系統、使細胞自行大量複製，或造成相反效果例如細胞死亡。使「生物種族清洗」（biological ethnic cleansing）成為可能。

構建「人類基因共存體」

受攻勢現實主義戰略文化影響，美國生物戰謀劃者想保持美國在這方面的優勢，先發制人阻礙他人發展相關技術。但基因工程技術同時具防禦和進攻的雙重性質，於各國暗中進行生物軍備競賽之時，大家卻提高了生物安全風險。

為免墜入生物軍備競賽和生物種族清洗惡性循環，我認為北京應回歸到「一帶一路」軌道上，與世界各國合作注資研發新一代生物科技，以構建「人類基因共存體」為初衷，建立跨國生物基因安全協調制度，共同緩減生物安全威脅。

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及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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