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22日

不相往來

我擔任主席一年後，民主黨幾位議員來找我，對我的工作提出批評和建議。他們提出的其中一點意見，是要求我推動內地官員和立法會各黨派議員交流。他們指出，外國官員訪問立法會，通常都會約見各黨派的議員，但內地官員卻只會找立法會主席談話。

到立法會訪問的海外和內地人士，除了來香港出席公務活動的官員、來考察的學者，以及到內地訪問途經香港的外國公職人員外，更多是特區政府按「訪客贊助計劃」邀請來港的貴賓。

由政府新聞處主辦的訪客贊助計劃，每年邀請數十名至上百名海外和內地「有影響力及有助傳達香港訊息的人士」來港訪問，包括政府官員、議員、學者、智囊團成員以及工商金融界領袖等。他們訪港的行程，許多時會包括考察立法會，以及與立法會議員交談。

立法會秘書處收到訪客要和議員會面的請求，便會通知所有議員，邀請有興趣的議員出席。但內地訪客如果要找議員交談，一般只會來找我這個主席；在我記憶所及，秘書處從未安排過其他議員跟來自內地的訪客會面。不是秘書處不願安排，也不是議員們沒興趣，而是內地訪客沒這個要求。我相信這是因為內地訪客不想與某些泛民議員接觸，而秘書處安排會面，又不能選擇性地只通知建制派議員出席（當然，如果訪客特別想和某位議員會面，可直接與該議員聯絡）。

我同意幾位民主黨議員的意見：訪港內地官員與立法會議員「零接觸」，是很不正常的。從「一國兩制」實踐的需要來看，立法會各黨派議員與內地官員和學者交流，比與其他訪客更有意義。內地人士要了解香港，固然應參考不同黨派議員的觀點；香港的議員也須多聆聽內地人士對香港的看法，以減少誤解，消除隔閡。

我相信，訪港內地官員不願意跟泛民議員公開接觸，並不是因為中央政府下了禁令，而是內地官員對泛民主派存有戒心，害怕跟他們會面時發生什麼麻煩，於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避之則吉。

但我注意到，中央官員認為有必要的時候，還是會和泛民接觸的。爭取政改方案通過就是中央官員要跟泛民議員接觸溝通的一個動機：譬如，修改2007年行政長官和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政改方案，要在2005年底由立法會進行表決。為了爭取方案獲得起碼一部分泛民議員的支持，中央政府在2005年內多番向泛民「釋出善意」，創造機會讓泛民議員跟中央官員接觸溝通，包括前文提過的2005年9月全體立法會議員應邀訪粵的「破冰之旅」。

有一段時間，政府以為泛民議員中至少有數人會支持政改方案，可以湊夠通過方案所需的40票。誰知表決結果，25名泛民議員1人棄權，24人反對，方案被否決；先前釋出的善意證明是白費了。之後中央政府和泛民的關係便冷卻下來，而內地官員對泛民的戒心一直沒有消除。

回歸以來，特區政府和內地政府的官員建立了有效的溝通途徑；但立法會卻始終無法跟內地建立正常的溝通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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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欄逢周二及周四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