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在2015年《巴黎氣候》協定中承諾做出國家自主貢獻以限制全球變暖，但在實現減排目標方面卻一直舉步維艱。發展中國家情況尤為如此，因為它們面臨各類緊迫國內經濟和政治挑戰，往往會給長期氣候目標蒙上陰影。
實施有效的氣候政策需要轉變思維。氣候變化既是一個負面的外部效應，也是一個不平等問題，而這亦會引出由誰來承擔氣候行動成本問題。政策制定者應更關注經濟效率與公平之間的複雜權衡，以確保發展中國家不會承擔富裕世界過往二氧化碳排放所帶來負擔，同時落實各項措施去保護後代。
當然，《巴黎協定》在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的同時，也設定明確目標，這意味着所有國家都有責任應對氣候變化，只是這些責任有大有小。但目前仍有一種把重點放在統一目標上的傾向。雖說全球都在推動到2050年實現溫室氣體淨零排放（這是《巴黎協定》中列出的長期目標），但許多發展中國家距離實現這目標仍有很大一段距離。
要實現這一宏偉目標，各國必須根據自身能力和歷史責任去制定氣候政策，而不是採取「一刀切」的戰略。最近的研究表明，這需要在高收入國家實現淨負值排放目標的同時，允許低收入國家產生淨正值排放。當然，這種區別對待並不是一份免責書：發展中國家仍需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但這種方法體現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精神，更好地反映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狀況和發展需求。
此外，發達國家為支持氣候行動，而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的財政援助之所以效果不好，主要原因是透明度和問責制問題。在此背景下，同一研究發現，無論是通過技術創新還是自然解決方案進行碳截存和碳捕獲，在政治上都是直接貨幣轉移的可行替代方案。讓每個國家都能監查自身碳吸收工作，可以在讓世界更接近淨零排放同時尊重不同的國情。
比如拉丁美洲的排放量在能源、農業和畜牧業以及土地利用三者之間幾乎均等，而美國和歐洲的排放量則主要與能源有關。因此促進可持續的農業和畜牧業實踐，而不是僅僅關注能源系統的去碳化，有助於減少該地區的排放量，因為管理良好的牧場和土壤可以增加碳截存。這種方法還可以重估土地價值並讓農民保持國際競爭力，從而使私人激勵與社會回報相一致。
阿根廷的案例說明提高農業和畜牧業的可持續性，可以在向全球綠色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一系列的經濟危機再加上日益加劇的政治動盪，導致該國政府更加關注各類眼前問題而不是氣候政策。但考慮到阿根廷作為主要糧食生產國的地位，對這些產業進行改造，可以幫助阿根廷在承認其經濟條件和發展需求的同時，增強氣候減緩和適應能力，並為實現國際目標做出有意義的貢獻。
阿根廷從今年開始對碳中性牛肉的生產進行認證，這是一項可以在實施得當的情況下減少排放的計劃，亦已經開始採用再生性畜牧業等可持續做法，通過恢復土壤的天然肥力來增加碳截存、提高生產力和盈利能力。此外，阿根廷還是免耕耕作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在2019至2020年間，該國90%以上的農田都採用了這種有助於儲存碳的耕作方式。
解決國內不平等問題，對於阿根廷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制定有效氣候政策同樣至關重要。正在進行的研究表明，包括統一碳稅在內的傳統做法未能考慮到細微的社會經濟差異。根據收入水平或消費模式徵收累進稅，比如對飛行常旅客加稅，可能會產生更好結果。無論如何，這個問題需要創新的政策解決方案，以反映全球氣候治理的複雜性。
將氣候變化視為不平等問題，並不是要求在全球目標上妥協，而是反過來強調區別性目標的重要性。許多發展中國家距離完全一個去碳化的能源系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在採取步驟實現這一目標的同時，應鼓勵這些國家去實施一些利用創新，和替代戰略減少排放的氣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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