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全球第二大溫室氣體排放國，美國在保護宜居星球方面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隨着最近頒布的《降低通脹法案》——該法案撥款數千億美元用於脫碳——美國成功地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COP27）召開前，提高了自己的可信度。
美國現在完全有能力實現其到2030年將排放量相較2005年水平減半的目標。《降低通脹法案》條款截至2030年可以將美國的排放量降低高達43%，而剩餘的缺口則可以通過新的環境保護署規定，和我們今年在加州所看到的那種更強勢的州級行動來彌補。
但儘管《降低通脹法案》本身就是一項歷史成就，但其全球經濟溢出效應才是最大的好處。就像歐盟的「Fit for 55」政策一樣，《降低通脹法案》將以促使為所有人降低清潔技術成本為目標，而推動太陽能、風能和電池儲能的部署。最終，所有國家都將以低得多的成本，減少其自身的排放速度和規模，從而適應控制氣候變化的需求。
美國肯定仍需兌現自身的其他氣候承諾，尤其是它曾承諾每年提供114億美元，以資助全球南方的適應及財政緩和（相比美國的其他開支，這項開支的數額可謂微不足道）。但與人們的直覺相反，由於一種鮮為人知的、名為賴特定律（Wright’s Law）的現象，美國和歐盟在清潔技術領域的投資，比之其所提供的任何直接融資都更有價值。
據以1930年代首次發現者美國工程師賴特（Theodore Wright）的名字命名的「賴特定律」預計，某項技術的全球產量累計每翻一番，均會導致其成本降低恒定的百分比。而最近牛津大學的研究證實，太陽能、風能、電池和電解槽的成本，已隨全球產量的增加而急劇下降。
但更重要的是，研究人員發現，即使在某項創新技術已達到相當高的市場成熟度之後，賴特的定律依然適用。這就意味，《降低通脹法案》3700億美元的清潔能源生產投資，可能引發化解氣候危機所需技術成本的進一步快速下降，從而為數十億人提供高質素的生活。
例如，我們能源創新所建立的模型顯示，上述政府投資可以為美國電網增加1053吉瓦的新增風能和太陽能，從而使其在短短8年內實現85%的清潔目標。同樣，該方案的新電動車（EV）稅收抵免可以確保，截止2030年，在美國銷售的約三分之一新乘用車和重型卡車，約三分之一為電動。《降低通脹法案》的鼓勵政策，預計還將增加5吉瓦的零碳氫電解槽生產能力，而這對於化工和航空行業實現減排至關重要。
此外，《降低通脹法案》的公共投資將釋放投資額數倍的私人資本。再加上歐洲的投資和中國對清潔能源和電動車的大力推動，創新清潔能源技術的年度部署勢必呈現爆炸式增長。
除降低全世界規模最大、污染最嚴重經濟體的排放之外，清潔技術的指數級增長，將導致世界其他地區能源系統轉型成本的大幅下降。事實上，我們已經親眼目睹了這一趨勢。過去十年之初，德國和加州的綠色投資，協助在2010至2020年間將太陽能成本降低了85%，風能成本降低了56%。同樣，中國對電動車的需求，自2010年以來協助將電池成本降低了89%。
就印度而言，該國通過設計巧妙的電力拍賣來利用上述不斷下降的成本，從而享受全世界最低的公用事業規模太陽能價格。隨着成本持續下降，全球南方國家將通過制定大膽政策來實現車輛、製冷和電力脫碳，從而充分利用賴特定律的好處。
能源創新所設立的模型始終顯示，雄心勃勃的清潔能源政策，可以在擴大經濟並創造就業職位的同時，改善空氣質素。即使在《降低通脹法案》推出前，研究結果顯示，截至2050年，如果印度採用高脫碳率的政策，它可以節省超過60萬億盧比（約7520億美元）。
為實現這一目標，要求每年增加清潔能源和電動車最低份額的績效標準，是一種尤其強大的政策。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上述政策可以巧妙地利用美國和歐洲的投資，政府除政策執行外無需付出任何代價，同時還可以防止一個國家成為排放污染物車輛和設備的棄置場。
理解賴特定律有助於重新構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7次締約方大會的北南對話。最富裕國家的國內投資將降低發展中國家成本，同時進一步擴大國際融資規模。氣候行動成本愈低，我們維持氣候穩定的機會也就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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