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20國集團峰會、聯合國大會，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年會，每當世界金融和政治領導人齊聚一堂，那些最為緊迫的發展挑戰幾乎總會被列入議程。而這些領導人提出的各類解決方案，從扶貧和公共衛生危機到氣候變化和能源轉型，都愈來愈與更多的融資相關。
他們說的沒錯。應對這些挑戰需要超過1萬億美元資金。比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需要向可持續基礎設施投資2.2萬億美元，而全球新興市場每年需要1.5萬億美元用於此類項目。這些資金大部分都會來自那些已經開始更大膽地利用自身資產負債表的各個多邊開發銀行。
但同樣重要的是多邊開發銀行為調動更多公共和私人資金，進行此類投資而對各種工具，包括資本市場機制、結構性融資和與可持續性掛鈎的債券的創新性運用。此外，多邊開發銀行還會向客戶國家提供擔保、債務互換、不收取承諾費的應急融資，以及氣候韌性條款以換取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和保護自然的承諾。
當然這些工具並不一定都是新的：距今已有近4000年歷史的《漢謨拉比法典》，就規定可以在發生洪水或乾旱時暫停償還債務；綠色資本市場工具的使用至少可以追溯到1640年代，當時荷蘭水務局就發行過為當地運河改造籌措資金的長期債券；信用擔保自十九世紀以來就存在了。
而創新之處則在於多邊開發銀行將這些工具引入了跨境融資。要進一步推進這項事業就需要確保這些工具能被納入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政策並實現標準化，從而使其可被複製。
對於許多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而言，平衡經濟增長、減貧和氣候目標是核心挑戰。這些國家的政府必須在利用各種可用金融工具，應對全球變暖的同時確保這些努力能夠帶來生產力的提升和增長，否則它們的債務就會變得不可持續。
比如能源轉型就需要投資可再生能源、擴大輸電網絡以克服供應間歇性問題，並降低化石燃料資產擱淺所帶來的風險。但許多公用事業資金匱乏的發展中國家無法承受這類負擔。因此，氣候融資需要能考慮消費者和納稅人償還這類投資能力的經濟政策制定。而與定價、監管、部門規劃和投資環境相關的各類政策，將愈來愈影響融資的可行性。
發生頻率和嚴重程度急劇增加的極端天氣也要求人們轉變經濟思維。財政部長們通常依賴應急融資來重建，因為他們覺得這類災難數量不多且間隔較長。然而，當前這類最強烈颶風的發生頻率是一個世紀前的3倍以上，乾旱持續時間更長，季節性風暴等可預測氣候事件也愈來愈嚴重。更糟糕的是包括疫情在內的災難正日益頻繁地發生。
因此，各國政府必須利用主動性金融工具，從為洪水管理系統融資的貸款到支援適應氣候變化的擔保，來在極端天氣事件發生之前建立韌性。每花費1美元用於預先規劃就可以在危機發生時，節省最多13美元重建成本，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緊急借貸。
另一個創新是現有機制的標準化。這包括明確其預期用途，因為市場必須了解那些激勵可持續實踐的工具，所帶來的好處以便對其進行適當定價。為此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最近發布了碳補償衍生品上市指南，國際可持續發展標準委員會（International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Board）則致力於制定綠色債券標準。如果我們希望自願碳市場能夠發展，想要讓綠色融資的價格能夠反映應對氣候變化和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真正價值，那麼這些工具的使用方式就必須是可驗證且易於理解的。
不投資於緩解氣候變化和增強韌性以及其他發展目標所帶來的成本每年都在增長，這使得擔保和保險產品對那些最脆弱和準備最不充分的國家來說愈來愈昂貴。多邊開發銀行應該提供更多綠色融資，但標準化創新工具並鼓勵其在經濟政策制定中的應用同樣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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