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加沙戰事尚未結束，但已對美國各所大學產生深遠影響。在哈馬斯對平民發動殘忍襲擊後，大多數校園最初都對以色列表示同情。但隨着時間的推移且戰爭畫面日益湧現，許多年輕人開始對加沙地區平民死亡人數過高表示抗議。校園內出現了嚴重分歧，支持巴勒斯坦的學生要求大學從那些與以色列合作的企業中撤資，而支持以色列的學生則認為一個充滿敵意的環境，正在威脅他們的安全和受教育機會。
大學校長和理事會一直在努力尋找正確的應對措施，在今年春天國會就該事項舉行了聽證會後，許多高層管理人員（包括我所在大學的校長）都辭了職。哈佛大學新校長表示，除非公共事務直接威脅學術自由或影響學校的教學和研究核心職能，否則學校將不再發布有關這些事務的官方聲明。這是正確的回答嗎？
這項政策是新的，但問題卻並不新穎。越南戰爭期間的情況甚至更糟。雖然今年的校內露營和加沙戰爭抗議活動經常違反哈佛大學一直以來關於抗議時間、地點和行為操守的權責說明，但與1960年代相比目前的抗議活動還是相對溫和的。
在回憶錄《美國世紀裡的人生》（A Life in the American Century）中，我記得在1960年代的辦公室位於哈佛大學國際事務研究中心。那棟建築曾多次被佔領並遭到過炸彈襲擊和導致一名工作人員被送醫。引用我保留的1969年11月的一份激進地下氣象組織小冊子的話：「國際事務研究中心的人都是些領薪水的殺手。他們為政府撰寫報告來教一些美國人如何發財自肥。給政府幫忙的教授們都是豬。難道你們不想捉隻豬來玩玩嗎？」襲擊者吹噓自己闖進了大樓，把「豬」從樓梯上踹下去，還打碎了窗戶。如今的阻撓性露營與之相比簡直不值一提。
暴力不是唯一的問題。言論自由對大學至關重要，而在時間、地點和行為操守上遵守適當限制的抗議活動應該得到理解和寬容。但抗議活動應由個人或團體進行，不應牽涉到學校。
早在1960年代大學所扮演的角色就已經受到質疑，而且質疑者不僅僅是學生。在一次有少數教職員工出席的晚宴上，我指出如果學者們降低對真理的追求，如果大學淪為又一個壓力集團，那我們的民主社會就將變得更加貧瘠。一些同事不同意我的觀點，他們認為大學有義務公開與越南戰爭等不道德的政府政策劃清界限。在另一個與當前局勢有關的過往事件中，他們指出大學的捐贈基金正在支持那些生產戰爭物資的企業。
抗議者們後來還呼籲對其他事務採取撤資行動，例如南非的種族隔離、氣候變化以及現在的以色列問題。當經濟學家指出此類行動對經濟影響甚微（因為很快就會有其他人出手購買被撤資的股票），支持者則回應說重要的是通過點名羞辱來表達政治立場。他們認為撤資是一種機構性聲明，其影響力要大於大學社區個別成員的努力。
問題是大學為此付出的代價要遠遠高於所宣導事業帶來的好處。強大的政治壓力團體可能會抵消大學撤資的政治影響，而這不僅會損害其學術自由和獨立性，還會損害其內部社區。正如哈佛大學「機構之聲」工作組在最近一份報告中所指出的那樣，「因為很少有（甚至可能沒有）世界事務會不存在相互衝突的觀點，官方發表的同情聲明可能會因對其他人的隱性聲援而疏遠社區中的某些成員。」因此，哈佛大學最近拒絕了要求其從與以色列有業務往來的公司撤資的要求。
但限制自身發布政治性聲明只是解決方案的一部分。同樣重要的是執行現有規則。對於大學管理層來說依靠員警行事在策略和道德上都是有問題的。在過去一年中這已成為許多校園中的緊張點。哈佛在1969年錯誤地召喚了（反應過度的）州警。今天，我們從中吸取的教訓是應將此類措施作為最後手段。
然而，如果大學關於言論自由（包括抗議）的時間、地點和行為操守的規則得不到執行，那麼大學就無法再堅持其教學和研究的核心宗旨。此外，對違反規則者的不懲處會危及反對意見的理性交流，並使討論淪為一場比誰更能扛的較量。如果抗議者回答說他們故意違反規則，是為了以誇張方式表達自己的訴求並擴大影響，那麼他們應該記住馬丁路德金的觀點：公民抗命只有在人們願意承擔懲罰的情況下才具有道德說服力。而這也是教育的一部分。
當然，大學不能在所有政治問題上完全保持中立。但大學應該將機構性火力保留給那些對教學、研究和獨立調查等核心職能有直接和重大影響的狀況。在目前的情況下學術自由意味着必須聽取分別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兩種聲音，而大學也必須勇敢面對那些威脅要撤回財政支持的國會委員會和捐助者。1960年代已經為我們提供了許多關於抗議重要性及其局限性，還有關於大學體制性角色適當性的經驗教訓，希望我們能在2020年代有所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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