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左翼分子戈德曼（Pierre Goldman）是一位革命幻想家，也是一名罪犯。他被指控在巴黎一家藥店搶劫時殺害兩名婦女，並搶劫多家商店。他承認盜竊行為但否認謀殺指控，並於1974年被判處無期徒刑。
1976年戈德曼在重審中被判無罪，卡恩（Cédric Kahn）執導的電影《戈德曼案》（The Goldman Case，2023年上映）正是關於該事件。當時戈德曼已成為法國左派眼中的英雄，許多支持者，包括巴黎文學和文化名人都旁聽了庭審。在他1979年被離奇槍殺後，就連薩特（Jean-Paul Sartre）都前來弔唁。
這位本不太可能成為英雄的人，出生於里昂，父母曾參加共產黨抵抗運動反抗納粹佔領法國的波蘭裔猶太移民。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是戈德曼一生揮之不去的痛。與反猶主義勢不兩立的他，希望像父親那樣成為一名抵抗者，並前往古巴和委內瑞拉希望能目睹革命行動，隨後回到法國成為了一個小偷。在審判期間戈德曼宣稱他一直希望成為一名「猶太戰士」，在他看來這是消除「猶太恥辱」的唯一途徑。
這種渴望表現出強硬以克服數世紀遭受迫害（並最終導致大屠殺）之屈辱行為並非戈德曼所獨有。它也有助於理解以色列的歷史和總理內塔尼亞胡（Binyamin Netanyahu）的好戰派。雖說驅動內塔尼亞胡繼續升級對哈馬斯和真主黨戰爭的原因很多。但如果他退縮，他政府中的強硬派就會拋棄他，一旦失去權力，內塔尼亞胡很可能被拉進監獄。
內塔尼亞胡的言論中不乏戈德曼的影子。他經常引用猶太人被迫獨自承受殺戮的猶太大屠殺，來作為與巴勒斯坦人作戰的理由。當被要求停止加沙戰爭時，內塔尼亞胡說：「我們將擊敗我們的種族滅絕敵人。現在絕不能再重蹈覆轍了。」
自1948年建國以來，軍事實力一直是以色列精神的一部分。一種新型的猶太人戰士，將遍布這個新國家。但在1940年代和五十年代人們從未提及納粹大屠殺。以色列首任總理古理安（David Ben-Gurion）希望拋開歐洲的過往向前邁進。那些大屠殺倖存者只是些歷史屈辱的尷尬提醒者。
直到1961年猶太大屠殺主謀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耶路撒冷接受審判後，古理安才改變了主意。大屠殺不再被視為恥辱的象徵，而是以色列確保猶太人不再成為大規模屠殺受害者之使命的證明。以色列學童在參觀波蘭的死亡集中營時被告知，如果這個猶太民族國家在希特勒上台時就已經存在，那麼600萬人就不至於死於非命。
內塔尼亞胡為自己肩負着這一重任而感到自豪。他是「安全先生」。在他的強硬領導下以色列猶太人將安全無虞。而哈馬斯2023年10月7日對猶太人實施謀殺、強姦和綁架的野蠻襲擊對猝不及防的以色列國防軍、基本無視各類警告跡象的情報機構，尤其是安全先生本人來說都是一次深深的恥辱。
內塔尼亞胡必須反擊，而且必須持續反擊，這首先是為了保住職位避免入獄，同時也是為了洗刷恥辱，表明猶太人會反擊，必要時甚至孤軍奮戰。敵人是真實存在的：哈馬斯和真主黨都是些一心想把以色列從地圖上抹去的恐怖組織。但10月7日事件讓猶太人舊傷復發，以色列也在與過去的陰影作鬥爭，這也是有人反復聲稱伊斯蘭組織就是當今納粹的原因。
然而，持續的暴力迴圈很容易失控，引發涉及核大國的更大規模戰爭。此外內塔尼亞胡針對一項意識形態運動的「徹底勝利」目標，僅靠軍事手段是無法實現的。但最重要的是戰爭和壓迫只會帶來更多的恥辱。無論以色列國的建立有多麼合理和必要，巴勒斯坦人卻因此一次又一次地遭受了羞辱。
當巴勒斯坦人被禁止返回祖居地，在路障和邊境口岸不斷受到欺凌，在以色列士兵的注視下受到暴力猶太定居者的恐嚇，被迫生活在永久佔領之下，或面臨本國極端主義領導人的壓迫時，他們只會變得更加好鬥。與戈德曼一樣，巴勒斯坦人可能會希望成為戰士以擺脫身上的恥辱。
只要雙方都試圖通過給對方造成最大程度的傷害來糾正過去的錯誤，暴力就不會結束。內塔尼亞胡可能認為既然真主黨已經遭受重創，加沙也淪為一片廢墟，那麼徹底勝利指日可待。但這只是他的錯覺，他所做的只是製造了更多的敵人，一群希望在一場無窮無盡的戰爭中通過殺戮來恢復自身榮譽的人。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4.
www.project-syndicat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