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努力應對新冠疫情所留下的創傷、不斷加速的氣候變化、戰爭和種族滅絕行徑之時，許多新興經濟體卻發現，自己在高質廉價醫療服務的公平獲取方面落後於人。
事實上，全球有近半人口無法及時獲得準確且能負擔的醫學診斷。我居住的東南亞地區擁有近7億人口，同時也是全球自付醫療費用最高的地區之一。2022年度東盟十國——柬埔寨、印尼、老撾、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新加坡和越南——的這類費用，佔全部醫療支出的30%以上，而經合組織的平均水平則為20%。
新冠疫情突顯了改進疫病準備工作和投資東南亞區內診斷手段、治療藥物和疫苗生產的緊迫需求。當疫情於2020年爆發時，馬來西亞和其他東盟國家，都遭遇了嚴重的診斷試劑短缺問題——其中大多數都是進口的。這反過來又阻礙了本地快速診斷檢測盒的開發。
同樣，東盟國家使用的大多數新冠疫苗，也必須依賴進口。然而，即使高收入國家已經實現了疫苗的廣泛供應，也只有不到10%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獲得了這些救命疫苗。這簡直就是一場全球性醜聞。
即使在新冠疫情來臨前，東盟各國便已經在應對各類傳染病和非傳染病（尤其是癌症）的蔓延。雖然傳染病的準確診斷往往昂貴，且嚴重依賴進口材料和設備，但先進的癌症治療——如單克隆抗體和其他免疫療法，對於該地區的大多數癌症患者來說，仍然遙不可及。
新冠疫情已經結束兩年有餘，但大多數新興東盟經濟體仍在努力擴大優質醫療服務的獲取途徑。這種狀況在一定程度上，源自全球壟斷和掠奪性定價策略，正是它們抬高了重要診斷和治療的成本。
為了對抗這些策略，並確保東南亞乃至整個全球南方的社區，能夠獲得挽救生命的診斷和治療，東盟國家必須利用其集體力量。這需要政府、學者、醫生、企業和民間社會組織的共同努力，以及一個明確的實施路線圖。
韓國經濟學家李根所提出的技術跨越戰略，就是一個有希望的解決方案。通過開發和實施戰略創新政策，東盟經濟體可以跳過舊有技術，並採納最新的進展（特別是在製藥和醫療設備方面），從而改善關鍵治療手段的獲取途徑。
這當然也需要技術轉移。但這些工作必須超越將各類設施「填滿完工」和末端裝配的做法。新項目必須向本地科學家、工程師、臨床醫生和研究人員貢獻知識資本，激發協同設計，並鼓勵公平的合作夥伴關係。
馬來西亞便為其他尋找診斷和治療創新以對抗子宮頸癌和丙型肝炎的東盟國家，提供了一個有前景的模式。通過向婦女提供簡單的自檢試劑盒，自2018年以來馬來西亞在對抗人類乳頭瘤病毒（HPV）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這一創新項目由該國的衞生、婦女、家庭與社區發展部門，以及「消除子宮頸癌篩查障礙」等本地基金會領導，提升了子宮頸癌篩查率——尤其是在農村地區那些缺少測試的女性群體中。
2021年，馬來西亞和泰國的衞生部，與被忽視疾病藥物倡議，和馬來西亞和埃及的行業合作夥伴，攜手開發了一種突破性的丙型肝炎藥物拉維達韋（ravidasvir），將12周療程的成本，從8萬美元降低至不足500美元。
馬來西亞還領導了重症登革熱現場診斷和治療的開發工作，反映了該國富有活力的創新生態系統。由馬來西亞臨床研究機構、醫學研究所和臨床研究所領導的多個組織，還建立了一個平台，以開展臨床試驗和應用研究。
作為馬來西亞2030年新工業大藍圖的一部分，製藥和醫療設備被指定為經濟的5個「產業支柱」之一。馬來西亞科學、技術與創新部，也與馬來西亞科技創新加速器等技術孵化器合作，推進這方面的應用研究。
同時，馬來西亞新成立的國際廉價診斷與治療聯盟，旨在滙集來自東盟國家的各個利益相關者，以解決中低收入國家的醫療需求。通過專注於現場診斷、藥物重新利用和植物分子農業等創新平台技術，該倡議有望降低單克隆抗體和癌症免疫療法的成本。
馬來西亞還將在2025年擔任東盟主席國，而這對建立廉價診斷和治療的強大基礎設施來說，是一個獨特機遇。通過促進開放合作、協調研發、有效監管和政府對可持續本地製造的堅定支援，我們可以實現這一雄心勃勃的目標，並確保在全東南亞的人們都能更公平地獲取優質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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