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在西非尋找爭論，可以問一問哪個國家的加羅夫飯（一種西非美食）最好吃。塞內加爾人會說是他們發明了 這種流行的米飯料理，尼日利亞人、迦納人和該地區的其他人，將強烈捍衞自己的食譜才是最美味的。但有一件事是沒有爭議的：現在加羅夫飯使用的大部分大米，不是由西非農民種植的，而是在印度、泰國和越南。
大米在非洲已有逾3000年的歷史，現在該地區40個國家的逾3500萬名農民種植大米。它是非洲僅次於玉米的最重要主食。然而，亞洲大米佔該地區消費量的40%以上，使非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穀物進口市場。塞內加爾河谷是世界上最早的大米中心之一，但塞內加爾農民現在很難在該國的市中心，與來自印度的進口商品競爭。
這一發展顯示，由於人口增長、城市化和中產階級對糧食需求的增加，非洲糧食自力更生能力加劇喪失。小農和農村生計仍佔非洲就業的一半以上，但非洲農民已被趕出本地市場，該地區的糧食進口總額，從1993至1995年的79億美元，增加到2018至2020年的436億美元。
沒有哪個區域面臨比這裏更嚴重的糧食安全危機。五分之一的非洲人——約2.6億人，其中大多數在農村地區——正在捱餓。聯合國到2030年實現「零饑餓」目標的進展，在2014年陷入停滯，而在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引發供應鏈中斷之後，進展出現了逆轉。急劇上升的糧食進口費用，正在放大該地區的通貨膨脹——該地區的糧食佔平均消費籃子的40%以上。數以百萬計的人正陷入貧困。
正如新冠疫情突顯非洲迫切需要加強疫苗自力更生一樣，烏克蘭戰爭暴露了依賴糧食進口帶來的脆弱性。這一脆弱性是失敗的開發模式的產物。歷代政治領導人，口頭上支持糧食自力更生，同時為進口「廉價糧食」打開閘門，其中許多得到大量補貼，被認為是工業化的組成部分。對小農農業的系統性忽視，造成了惡性循環，削弱了城鄉聯繫，使農民陷入貧困，使城市人口依賴動盪的世界市場。
建立一個能夠為所有人提供健康、能負擔的飲食自力更生糧食系統，其難度不亞於農業轉型。目前的產量太低，既無法滿足該地區日益增長的糧食需求，也無法支持更有韌性的農村生計。在孟加拉，一公頃農田平均每次收成生產5噸大米，是尼日利亞的兩倍多。同樣，玉米（非洲東部和南部的重要主食）的產量，不到東南亞平均水平的一半。此外，非洲和亞洲之間的產量差距，在過去20年間有所擴大。
氣候變化使問題更加複雜。我們已經目睹了更持久和更嚴重的乾旱、更難預測的降雨、洪水，以及與氣候相關的害蟲擴散，例如2019年摧毀東非農作物的沙漠蝗災。對雨養耕作系統的依賴，使非洲農業風險倍增。國際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報告的模型指出，玉米、高粱和小米等主食的潛在產量損失，在10%至30%之間。
縮小非洲產量差距，和應對氣候威脅所需的許多政策和技術，早已眾所周知。CGIAR是世界上最大的全球農業研究機構，已經開發了針對非洲農業生態條件度身定制的產量高、氣候適應力強，並能抵抗蟲害的種子。超過200萬個小農戶已經在種植抗旱玉米品種，將產量提高了20%至30%。
非洲大米中心已經生產了逾80個新大米品種。其中包括早熟種子，可在收穫前的饑餓期，提供比標準品種蛋白質含量更高的食物來源。產量與亞洲相當。評估發現，採用這些種子的農民（其中許多是婦女）有些收入翻了一番。在塞內加爾，新的大米品種正在慢慢奪回進口大米的市場份額，創造新的價值鏈和農村就業機會，取代用於製作加羅夫飯的進口大米。
但是，新的種子技術只有成為綜合應對措施的一部分，才能充分發揮其潛力。農民還需要獲得能負擔的資本、肥料和灌溉、能源和推廣服務等生產性基礎設施。就目前情況而言，非洲的農民——尤其是婦女——在所有這些領域都得不到很好的服務。非洲聯盟2003年啟動了非洲農業發展綜合計劃（Comprehensive Africa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Program），但它的成果紀錄很糟糕。
將糧食自力更生和社會保護聯繫起來，可以創造雙贏的局面。正如學校供餐聯盟（School Meals Coalition）指出，數百萬非洲學童因饑餓而無法學習。向他們提供當地生產商生產的營養食品，可以同時解決營養不良問題，改善學習，為農民創造可預測的市場，吸引提高生產力所需的投資。肯亞政府已經設定了一個基準，承諾到2030年提供普遍的校餐。
今年較早時候，在塞內加爾達卡舉行的糧食峰會上，非洲領導人承諾建立更加自給自足、更有韌性和更公平的糧食系統，並恢復「糧食主權」。非洲農民之前曾聽說這樣的承諾，但讓我們希望這一次它們將得到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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