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大國競爭，是本世紀上半葉的一個決定性特徵，但對於如何描述它幾乎沒有共識。有人稱之為「持久對立」（enduring rivalry），類似上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之前德國和英國之間的對立。其他人擔心，美國和中國就像西元前五世紀的斯巴達（主導力量）和雅典（崛起力量）一樣：「註定一戰」（destined for war）。當然，問題在於，對衝突不可避免的信念，可能成為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
「持久對立」本身就是一個誤導性的術語。試想，自1949年中國共產黨上台以來，中美關係所經歷的所有階段。1950年代，美國和中國軍隊在朝鮮半島互相殘殺。1970年代，美國總統尼克遜對中國進行歷史性訪問後，兩國密切合作，制衡蘇聯。在1990年代，經濟參與增加，美國支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直到2016年之後，我們才進入大國競爭的當前階段，一位美國官員將中國描述為「逐步迫近的威脅」（pacing threat）——意思是「唯一能夠在經濟、技術、政治和軍事上對美國構成系統性挑戰的國家」。
但是，即使持久對立，不意味暴力衝突，那麼「冷戰」呢？如果這個詞指的是激烈的長期競爭，我們已經處於其中。但如果這是一個歷史類比，那麼這種比較是不恰當的，有可能誤導我們關於美國面臨來自中國的真正挑戰。美國和蘇聯在全球軍事上相互依存程度很高，但基本上沒有經濟、社會或生態上的相互依存關係。今天的中美關係，在所有這些方面都不一樣。
首先，美國無法在不對自身和全球經濟造成巨大損害的情況下，將其貿易和投資與中國完全脫鈎。此外，美國及其盟國受到的威脅，不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傳播，而是雙方都在拼命操縱的經濟和政治相互依存體系。在安全問題上，部分脫鈎或「去風險」是必要的，但全面經濟脫鈎的成本過高，很少有美國盟友會跟隨。愈來愈多的國家將中國而不是美國，視為其主要交易夥伴。
之後是相互依存的生態方面，它使脫鈎變得不可能。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單獨應對氣候變化、疫情威脅，或其他跨國問題。無論好壞，我們都被困在與中國的「合作對立」中，需要一個能夠推進相互矛盾的目標的戰略。這種情況與冷戰遏制完全不同。
應對中國的挑戰，需要一種利用美國創建的聯盟，和基於規則的體系的方法。像日本這樣的盟友，和像印度這樣的夥伴，都是中國缺乏的資產。儘管過去一個世紀全球經濟重心已從歐洲轉移到亞洲，但印度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是中國的長期對手之一。關於「全球南方」或金磚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之間團結的陳詞濫調，具有高度誤導性，因為它們忽視了內部競爭。此外，在本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西方民主盟友的財富總和，將遠遠超過中國（加上俄羅斯）。
為了取得成功，美國的對華戰略必須設定切合實際的目標。如果美國將戰略成功定義為，將中國轉變為西方民主國家，那麼很可能會失敗。中國共產黨害怕西方自由化，中國太大了，無法入侵或通過脅迫實現根本改變。這個現實是雙向的：美國有國內問題，但它們肯定不是因為中國共產主義的吸引力。從這個重要角度說，中國和美國都不會對對方構成生存威脅——除非他們誤入一場重大戰爭。
最好的歷史類比不是1945年後的冷戰歐洲，而是1914年的戰前歐洲。歐洲領導人歡迎他們認定不久就可以停止的巴爾幹地區衝突，但相反，他們得到了可怕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4年。一些人預計，美國和中國將在台灣問題上陷入類似的戰爭，中國認為台灣是一個叛變省份。尼克遜和毛澤東在1972年會晤時，未能就這個問題達成一致，但他們設計了一個持續了半個世紀的粗略方案：台灣沒有法律上的獨立，中國也沒有對台灣使用武力。維持現狀需要威懾北京，同時也要避免挑釁支援台灣法律上的獨立。戰爭是一種風險，但並非不可避免。
美國應該預料，與中國的低強度經濟衝突，但其戰略目標應該是避免升級——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 r）最近稱之為「和平共處」。這意味使用威懾來避免熱戰，在可能的情況下進行合作，利用美國的硬實力和軟實力吸引盟友，以及調動國內資產實現成功競爭。目標應該是通過加強美國自己的聯盟和國際機構，以塑造中國的對外行為。
例如，推進美國在南海和東海利益的關鍵是日本，日本是駐有美軍的親密盟友。但是，由於美國也需要加強自身的經濟和技術優勢，明智的做法是採取更積極的亞洲貿易政策，並向被中國拉攏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提供援助。全球民意調查顯示，如果美國保持其國內開放和民主價值觀，它將擁有比中國更大的軟實力。
對美國自身軍事威懾力量的投資受到許多希望與中國保持貿易關係，但又不想被中國主導的國家的歡迎。如果美國保持其聯盟，避免妖魔化和誤導性的歷史類比，「合作對立」將是一個可持續的目標。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3.
www.project-syndicat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