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幾十年來一直受到「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俗稱「沙士」）、伊波拉、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和禽流感等較小規模疫情的警告，但人類卻被新冠肺炎疫情打了個措手不及。在認識到傳染病所可能構成威脅的真正本質後，美國總統奧巴馬甚至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內，成立了一個全球衞生安全和生物防禦專責小組。但特朗普卻憑藉其無限智慧，把它撤銷了。
鑑於我們有很大可能性會在或遲或早的未來，遭遇另一場疫情，國際社會正確地參與了一場關於下一回如何能做得更好的討論。上月，聯合國關於大流行預防、防範和應對的高級別會議，發表了一份被譽為里程碑的「政治宣言」。正如疫情行動網絡組織（Pandemic Action Network）聯合創辧人雷諾茲（Carolyn Reynolds）所說的那樣，這份長達14頁的草案，承認對疫情的預防、防範和應對「不僅是一個國家的衞生問題，還是一個國家和全球安全以及經濟問題。像氣候變化一樣，流行病是一個全球性的系統性風險，和對人類的存續性的威脅，因此也需要得到同等級的對待」。
但這難道不是在陳述一個擺明的事實嗎？儘管一些人稱讚這項協議是「歷史性的」，然而各國政府卻並未拿出與之搭配堅定的承諾。
我們已經知道，下一次怎麼才能做得更好。鑑於在新冠肺炎傳遍全球後，有數以百萬計貧窮國家民眾，因無法獲得富裕國家囤積的藥物而喪生。我們需要撤銷與疫情病原體相關的所有知識產權，包括疫苗、測試、個人防護設備和療法，同時每一方都應承諾，會分享手中的技術，並提供幫助較貧窮國家所需的所有融資。
然而在新冠危機期間，我們看到即使美國這類最強大的國際治理宣導者，也沒有在違反那些被視為與其自身直接利益有衝突的規則和規範時，表現出多少悔意。雖然限制一些人員的流動以遏制病毒的傳播是一回事，但阻止冠狀病毒感染相關必需品的出口，則完全是另一回事。
此外，受惠於南非極具勇氣的資訊自由披露要求，以及其他已經得到證實的洩密事件，我們現在得知，那些大型製藥企業是如此奴顏婢態，以至它們向一些發展中國家收取的藥物價格，甚至高於給發達國家的報價。一些企業還堅持要求它們的大部分產品，從生產它們的新興市場國家出口到歐洲，即使那些生產國的民眾也迫切需要相關藥物。
更糟糕的是，雖然發展中國家政府有着嚴格的合約義務，但這些企業本身卻未能達到及時交付承諾的物資的最低要求。它們堅持保密（基於一些目前已經相當清楚的理由），即使這意味違反一國的相關透明度法律。因此許多發展中國家政府，不得不在拯救公民生命和維護民主價值觀之間作出選擇。作為妥協，最少有一個國家選擇購買俄羅斯疫苗。而對其他國家來說，中國則是唯一可能的供應來源。
任何理性的做法都必須從承認控制疫情符合所有人的利益開始。鑑於那些富裕而強大的國家，顯然無法在危機期間信守承諾，合理的解決方案應該是，確保世界各地都擁有生產抗疫產品的能力，並消除各國這樣做的可預見障礙。這意味就一項強而有力的知識產權豁免達成一致，並對任何錯誤地阻撓其他企業使用指定知識產權的製藥企業，予以嚴厲懲罰，包括在產品出口到在發展中國家中的第三個國家的情況下。
為了在未來的威脅面前搶先一步，我們現在便應該轉讓一些相關技術，政府和企業必須承諾為未來病原體可能需要的一切額外轉讓提供便利。政府應該有工具和法律權力，強迫或誘使其管轄範圍內的企業分享這類技術，而且發展中國家應該有權對相關情況實施起訴。話雖如此，但全球執法機制薄弱，我們在新冠疫情期間已經看到，全球北方國家是如何違反國際規則和規範——而且無需承擔任何後果。這就是全球南方必須擁有生產和藥物開發能力的原因。
我們也不能相信發達經濟體，會在形勢需要時提供緊急資金。在當前談判中即使是讓他們作出預先承諾，也是難上加難。同樣，為了保持領先於未來威脅的勢頭，我們現在便應該動員必要的資金，並為它們的分發制定明確的規則。即使一些政府不太可能立即提供融資（世界不應對美國國會共和黨人抱有任何期望），但仍有可能達成一項具有約束力的協議，通過開發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多邊渠道提供資金。
此處還存在一個交換條件，因為對未來任何病原體的控制都需要資料，因此我們需要所有國家承諾分享資料。但在新冠病毒危機期間，當南非定義了該病毒的一個新變種時，卻在實際上遭受了懲罰：其他國家的反應是，對該國實施旅遊限制，儘管不清楚這種變種病毒起源於哪裏，或者是否在其他地方更為流行。這一事件為下一次疫情設定了一個潛在的災難性先例。各國應具備開放的鼓勵因素，確保獲得技術和緊急資金對於實現這一目標至關重要。
在新冠疫情期間，我們將製藥企業的利潤置於發展中國家民眾的生命和福祉之上，而這是不道德、可恥，且適得其反的。只要放任病原體在任何地方蔓延，便會存在出現危險新突變株的風險，並威脅所有人。而致力於在發展中國家爭取人心的美國及其歐洲盟友，則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暴露了自身民主制度的弱點。世界其他地區看到的是，一眾被大型製藥企業徹底俘獲了的政府，後者甚至將藥廠利益置於自身安全之上。
我們必須為在下一回作出更公正、更包容和更理性的應對打下基礎。面對這一緊迫任務，上月的聯合國會議還遠遠無法滿足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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