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美國當前的主流說法，美國民主正受到威脅，而這些威脅則來自MAGA狂熱分子、否認選舉結果者，以及威脅要無視不利選舉結果（同時招募效忠者監督選舉並在投票站附近巡察）的共和黨人。
這種說法屬實，但是只呈現了事實的一部分。還有一個延續時間更長，且涉及另一個作惡者群體的故事，而在這個故事中那些缺乏大學學歷的美國人，在物質、健康和社會成果方面的生活水平，在這50多年以來一直在走下坡。
雖然沒有大學本科學位的美國成年人佔成年人口總數的三分之二，但美國政治制度很少對他們的需求作出回應，還經常頒布一些損害其利益的政策，以偏幫企業和更高學歷者。從他們身上「偷走」的不是選舉，而是參與政治決策這項本應由民主制度保障的權利。從這個角度看，他們奪取投票系統控制權的做法，與其說是對公平選舉的否定，倒不如說是試圖讓選舉產生一些符合他們意願的結果。
以激發這群人行動起來的一些社會後果為例：即使在新冠疫情前，自2010年以來受教育程度較低男性的預期壽命（也是社會和個人健康的有力衡量標準）一直在下降，自1990年或更早以來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女性也是如此。那些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美國人，相對較年長的群組，較年青的群組中每一個年齡層均報稱感覺到更多疼痛。
此外，數十年來美國受教育程度較低男性的勞動力參與率一直在下降，而自2000年以來受教育程度較低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也有所下滑。自1970年以來無大學學位男性的實際（排除通脹因素後）工資中位數呈下跌趨勢。受教育程度較低美國人群體還出現了結婚率下降，非婚生子女數量增加的現象。教會出席率下降，許多受教育程度較低男性並未在任何支持性機構中現身。
由《紐約時報》/錫耶納學院最近發表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三分之二的選民認為，政府「主要是為有權有勢的精英階層服務」。這一觀點並不局限於否認選舉者、共和黨人或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但正是最後這個群體成為了政治忽視現象之下各類政策的受害者。例如聯邦最低工資標準自2009年以來一直都未有提升。
同樣，美國政客們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吹噓為雙贏政策，認為這可以讓美國人像墨西哥人和中國人那般得益。但與經濟學家的承諾和過去可能發生的情況相反，因此產生的就業職位流失，並沒有推動人們升級自身職位和遷移到繁榮區域，一部分原因是無法承擔那些地方的生活支出，另一部分原因是更好的工作，要求具備某些舊工作不需要的東西：大學本科學位。
當然其中也有一些例外：《可負擔醫療法》（Affordable Care Act）（Obamacare）為數千萬從前未有保險的人，提供了健康保險。但是確保該法案的通過，意味要去收買醫療保健行業，從而放棄任何控制成本的機會。對於大多數美國勞動者來說，醫療保險是通過對工資的統一徵稅來支付的，這壓低了那些技術水平最低者的薪酬，並鼓勵企業外判工作和取消職位。由於醫療保險是通過勞動力市場融資的，不斷上漲的醫療費用對技術水平較低者的工資和好工作都造成了額外壓力。
國會議員的投票不僅偏向有錢的選民；非精英人士最關心的問題——包括單一保險人制度、醫療保險的公共選項和提高最低工資——甚至從未進入立法議程。在設定議程方面，政治說客可比選民成功多了。
如果沒有雄厚的資金支持，很難（儘管也不是不可能）當選為國會議員。雖然美國的競選贊助制度很少導致徹底的腐敗，但它強烈偏向那些傾向企業和資本而非勞工的立法者。至此國會議員放寬了有利於雅片類藥物製造商和經銷商的法律——即使這些藥物毒害了自己的選民，並阻止了對這些商家的調查。因此也難怪許多受到如此虐待的人，不願接受那些他們極其不信任的機構推廣的疫苗了。
另一個問題是企業一直在實施高於其成本增幅的加價，從而將收入從勞工方面重新分配給資本方。而更糟糕的是，這種趨勢受到了長期削弱反壟斷執法力度的推動——儘管民眾並不支持削弱執法，立法者也沒有採取支持立場。這事情是由監管者和法官完成的，而這些人的選任，又是基於預期他們會對親商業團體的施壓而調整處事方式的。
雖然並不是所有擁有更高早亡風險、教育程度較低的美國人，都在2016年和2020年投票給特朗普，但他們中的許多人確實選擇了他。通過對美國各縣的「絕望式死亡」——自殺、吸毒過量和酒精性肝病——進行統計，並將其與特朗普在當地的得票比重配對，便可以看出這種重疊現象。
但死亡率和選舉否認者之間則有着更緊密的聯繫。《紐約時報》調查了不同國會眾議員選區的死亡率，發現投票反對證實拜登當選的共和黨代表所在的選區，絕望式死亡人數要高於贊同的共和黨代表所屬的選區。這是一個民主運作的實例——但卻是個憤怒、無效且沮喪的民主。
民主是以平等為前提的。所有公民都應該有平等的機會影響政治決策。MAGA選民或許對這個體制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威脅，但他們並不是無緣無故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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