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已經過去了一個月，人們對全球經濟仍然保持着謹慎樂觀的預測共識，其中大多數央行和分析師預測經濟若不是軟着陸，便是可能不着陸。連我那位以看跌聞名的同僚魯賓尼（Nouriel Roubini）也認為，最壞情況發生的概率是最低的。
上月我在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上，接觸到的CEO和政策制定者也表達了這種觀感。2023年利率急劇上升，但全球經濟並未滑入衰退的狀況，讓許多專家對2024年的前景感到樂觀。當被問及這種樂觀情緒從何而來時，他們若不是引述美國優於預期的經濟表現，就是預測人工智能將催化人們迫切期待的生產力激增。正如一位財政部長所說：「如果你這個人天生不樂觀，那麼就不適合當財政部長。」
世界各地的經濟學家似乎也持有同樣的觀點。世界經濟論壇發表的2024年1月份「首席經濟學家展望」發現，雖然大多數受訪者預計，2024年全球經濟將出現溫和下滑，但大部分人對此並不過分擔心，並將預期中的經濟放緩，視為對過度需求導致的通脹壓力健康的修正。
而也門胡塞武裝襲擊紅海商船導致的全球貿易中斷，以及烏克蘭和加沙正在發生的戰爭，也沒有影響分析師和商界領袖的喜悅心情。美國股市創下歷史新高，連一向保守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上調了增長預測，最新的「世界經濟展望」將全球增長面臨的各類風險描述為「大致平衡」。而這一描述與該組織通常用來阻止各國財長實施不可持續瘋狂消費的警惕口吻大相逕庭。
在這個數十個國家（佔全球人口一半）的選民都將前往投票站的關鍵選舉年，政府支出預計將激增。在宏觀經濟學中，這種現象被稱為「政治預算周期」：正在台上執政的政治家希望刺激經濟，以提高自身連任機會，因此會增加公共開支、擴大赤字。
儘管人們的共識相對樂觀，但最近的事態發展顯示，全球經濟增長面臨的風險仍然傾向負面。首先，我對中國政府發布的2023年經濟增長數字（5.2%）深表懷疑。
中國的GDP增長率一直都是一個充滿政治色彩的問題，而在過去這一年尤其如此——國家主席習近平通過解僱包括國防部長和外交部長在內的眾多高層官員，鞏固了其一人統治。隨着中國經濟陷入通縮、房價下跌和需求疲軟的困境，有愈來愈多的證據顯示，中國的經濟困局遠未終結——而習近平則決心要操縱輿論。
曠日持久的經濟放緩和房地產行業的崩潰，可能會把中國推向日本式「迷失十年」的邊緣。對於這個背負着倒閉房地產企業和地方政府債務緩慢前行的殘破身軀，顯而易見的凱恩斯式解決方案是，向家庭直接發放現金。但鑑於中國消費者更傾向儲蓄（與大手大腳的美國消費者形成鮮明對比），而且政府債務已經在迅速增加，該國陷入債務-通縮螺旋式上升的可能性似乎愈來愈大。
與此同時，儘管歐洲經濟在2023年避過了衰退，但人們普遍預計，今年的經濟增長依然乏力。此外，歐洲國家始終不願投資本國國防的狀況反映，它們可能會在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可能）在2025年重返白宮後，被迫進行痛苦的調整。令人擔憂的是，歐洲領導人似乎並沒有為這種情況做好準備，即使烏克蘭戰爭使他們的彈藥儲備消耗得比補充更快。
歐洲還在努力應對美國總統拜登的《降低通脹法案》對自身經濟造成的不利影響——該法案利用稅收優惠政策，以引誘歐洲企業轉移到美國。雖然這項法律表面上是為了加快美國的綠色能源轉型，但本質上卻是一項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它可能會在短期內提振美國經濟，但其長期後果可能與1930年頒布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如出一轍，後者引發了國際貿易戰爭，加劇了大蕭條。
儘管如此，拜登的貿易保護主義，與特朗普計劃對幾乎所有進口商品徵收10%關稅的做法相比還算溫和——後者可能對全球貿易體系造成嚴重破壞。歐洲國家支持拜登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與特朗普的不同之處在於，一再重申將致力於遏制俄羅斯的擴張主義。
使人警惕的是，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人，似乎都對削減政府開支不感興趣，更別提減少赤字了。無論今年11月大選後哪個黨派控制國會，一場由赤字推動的支出狂潮，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但如果實際利率如許多人所預期的那樣持續走高，政府或許便要被迫在極不受歡迎的財政緊縮政策，和迫使聯儲局允許另一輪通脹之間作出選擇。
儘管人們普遍認為，全球經濟即將實現軟着陸，但近期的趨勢卻不容樂觀。在全球面臨又一個動盪之年之際，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師需要牢記一點：如果跑道本身就位於地震帶上，那麼軟着陸也便沒有多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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