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巴西總統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上任以來，亞馬遜及其土著人民的命運便命縣一線。由於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門現在徹底破壞了環境議程，巴西通往更環保未來的道路希望渺茫。
2021年，巴西亞馬遜地區的森林砍伐達到了2006年以來的最高水平，而在受法律保護的亞諾馬米（Yanomami）土著土地，非法採礦增加了46%。這些金礦開採不僅導致瘧疾和水銀暴露，而且還導致了前所未有的針對土著的暴力行為。2019年登記在案的此類暴力案件277宗，其中謀殺113宗，死亡威脅33宗，種族主義和民族文化歧視案件16宗，性暴力案件10宗。
世界上最大熱帶雨林的開發和破壞依賴眾所周知的方法。首先，博爾索納羅政府已經取消了保護環境和土著的機構。它們包括巴西環境和可再生自然資源研究所、奇科門德斯生物多樣性保護研究所和國家土著基金會等。
現任政府不執行環境罰款，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這些機構的力量：自2019年以來，98%的環境犯罪行政程序已癱瘓。與2018年相比，預防和控制森林火災的撥款減少了約38%。政府還恐嚇和解僱積極進行環境執法的公務員，將擅自佔領和掠奪土著土地的行為合法化。
博爾索納羅的「不拘一人」的方針，扭轉了來之不易的權利。取消監督和保護機構的權力，制定規則來阻礙環境制裁程序，使機構就範需要時間，需要一個放任縱容的制度環境。
博爾索納羅對此並不沉默。他公開煽動對土著土地的入侵，聲稱它們應該被用於採礦、農業和養牛。自2019年以來，入侵、非法採礦和土著土地森林砍伐急劇增加，而且沒有受到懲罰，這絕非巧合。
總統的盟友把持了巴西國會中的重要位置，土地所有者和農業綜合企業的代表人數眾多（「農村核心小組」目前控制着眾議院513個席位中的245個）。國會正在制定一系列可能會破壞自然資源、侵蝕保護機構的爭議立法，對環境和土著權利造成可怕的後果。
例如，第2159/21號法案將廢除環境許可。2633/20和510/21號法案鼓勵非法佔用公共土地，6299/02號法案加快農藥批准，490/07號法案採用時間框架標準（marco temporal）——1988年10月5日，即巴西聯邦憲法頒布的日期——作為劃定土著土地的條件。最後，191/20號法案允許在土著土地上採礦和修建水電大壩，最近獲得國會的快速批准，幾乎沒有經過辯論，也毫無透明度可言。
對於那些尋求保護巴西寶貴的自然資源以及土著的人來說，司法機關應該是自然的最後求助場所。巴西最高法院（STF）目前需要裁決7項訴訟，即所謂的「綠色訴訟」，挑戰政府的環境紀錄。但是，雖然最終裁決尚未作出，但兩位大法官最初的對比鮮明投票，凸顯了綠色訴訟面臨的障礙。
一方面，盧西亞（Cármen Lúcia）大法官將政府對綠色議程的攻擊，比作「白蟻群落」，強調這種攻擊將有效破壞保護機制，最終危及民主本身。但盧西亞走得更遠，宣稱政府未能保護環境，造成了「違憲狀態」。
正如紐約大學的羅德里格茲-加拉比托（César Rodríguez-Garavito）解釋的那樣，這樣的聲明可能需要法院指定「多個政府機構採取協調一致的行動，保護整個受影響群體，而不僅是案件中的特定投訴人」。這種性質的決定會引發多項挑戰，包括來自司法激進主義的批評者。但面對民選機構故意挑起的系統性失敗，以及直接影響巴西土著群體生存的環境緊急情況，巴西最高法院應該承擔其憲法角色。
不幸的是，盧西亞令人憧憬的決定，被文東薩（André Mendonça）大法官中止。文東薩是博爾索納羅最新任命的大法官，此前擔任博爾索納羅的司法部長。根據巴西最高法院的慣例，重啟中止訴訟沒有最後期限。只有文東薩可以決定最高法院是否以及何時審查此事——這種機制被廣泛認為是一種損害法院合法性的否決權。
剩下的希望在於在10月的總統和國會選舉之前動員巴西公民社會。在最近的第18屆Acampamento Terra Livre（土著抵抗和爭取權利的標誌性活動）上，來自全國各地約8000名土著佔領了巴西利亞的聯邦政府總部。土著動員第一次將制度政治置於最前沿，在國會候選人面前打出「奪回巴西：劃定領地並與村莊重塑政治」的口號。
4月12日，前總統、現候選人盧拉到訪了集會營地，承諾如果當選，將劃定土著領地界線，尊重國際勞工組織169號公約。鑑於緊迫的環境危機，這一承諾可能還不夠，但我們目前只有自下而上的壓力。
博爾索納羅的極權主義將導致高度兩極化的選舉。他一再質疑巴西電子投票的合法性，並模仿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威脅如果他輸了不會接受結果。隨着亞馬遜地區森林砍伐的增加，世界對氣候正義的希望與巴西的民主同樣受到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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