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臨近，關於美國應如何與世界其他地區互動的辯論，可以分為三大陣營：即自二戰後一直佔據主導地位的自由國際主義者；想要退出某些聯盟和機構的撤退主義者；以及對美國的世界作用持狹隘，有時甚至是孤立主義觀點的美國優先主義者。
長期以來，美國人一直認為，自己的國家在道德上非凡卓越。法裔美國知識份子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曾表示 ，儘管所有國家都認為自己獨一無二，但法國和美國卻堅信其擁有普世價值觀。但法國由於受到歐洲力量平衡的限制，導致其普世價值野心無法實現。只有美國才能做到這一點。
美國人在道德上高人一等並非重點，許多美國人願意相信自己的國家是世界上一股向善的力量才是。現實主義者一直抱怨，美國外交政策中的這種道德主義，干擾了對實力的清晰判斷。但事實卻是，美國的自由政治文化極大地改變了二戰以來一直存在的自由國際秩序。如果希特拉（Hitler）戰勝，或史達林（Stalin）的蘇聯在冷戰中獲勝，那麼，今天的世界將呈現截然不同的景觀。
美國例外論有3個主要來源。自1945年來，佔主導地位的是啟蒙運動的遺產，具體而言就是美國立國之父們所信奉的自由觀念。正如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所說的那樣：「每個人對自由的嚮往，和每個民族對獨立的渴望，是我們陣營的「魔力」所在…恰好因為我相信我們的制度更符合人性的基本原則，我相信成功終會屬於我們。」啟蒙自由主義認為，這樣的權利屬於全人類，而不僅局限於美國。
當然，美國在落實自由意識形態時，卻總是面臨矛盾。奴隸制的禍根被寫入憲法，直到內戰一個多世紀後，國會才通過了1964年民權法案。而且，迄今為止，種族主義仍然是美國政治的一個主要因素。
就如何在外交政策領域推動自由價值觀，美國人同樣存在分歧。對某些人而言，入侵其他國家並強制其接受友好政權的藉口，就是普世價值觀。種族主義無疑促成了美國對墨西哥、海地和菲律賓等國的干預。但對其他人而言，自由主義通過緩和國際無政府狀態來保護國內自由，因此，成為創建國際法律和機構的動力。
美國清教徒的宗教根源，是美國例外論的又一個來源。這些為在新世界更純粹地崇拜上帝而逃離英國的人，將自己視為天選之民。就像目前將美國打造成一座山巔之城，以吸引世界的「撤退」政策一樣，其計劃與其說是討伐，倒不如說是焦慮和克制。
立國之父們自己也擔心，新共和國會像羅馬共和國一樣失去優良質素。十九世紀，德·托克韋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和迪更斯（Charles Dickens）等形形色色的歐洲到訪者注意到，美國人對美德、進步和衰落的癡迷。但這樣的道德關懷，更多是向內而非向外。
美國的龐大規模和地理位置，一直賦予其地緣政治優勢，這是支持其他因素的美國例外論的第3個來源。早在十九世紀，德·托克韋爾便已經強調美國特殊的地理位置。這個國家受到兩大洋的保護，並與弱小的鄰國接壤，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專心向西擴張，並因此避免捲入以歐洲為中心的全球力量之爭。
但二十世紀初，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時，它開始從全球力量的角度來思考問題。畢竟，無論好壞，這個國家都擁有資源、迴旋餘地和充分的機會來放縱自己。美國有動力，也有能力帶頭創造全球公共產品，同時有自由廣泛定義其國家利益。這意味支持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海洋和其他公域自由，以及國際機構的建立。規模為美國例外論奠定了重要的現實基礎。
美國對十九世紀全球力量平衡的策略是孤立主義。相對弱小的美利堅共和國，或許會對其弱小鄰國實行帝國主義，但面對歐洲列強時，卻不得不行事謹慎現實。儘管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主張西半球與歐洲平衡分離，但該政策之所以能夠維持，僅是因為它符合英國利益和皇家海軍對海洋的控制。
但美國實力的增長帶來了更多選擇。重要的轉捩點出現在1917年，當時，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打破傳統，派遣200萬美國人赴歐參戰。儘管戰後威爾遜所創建的自由國際聯盟遭到其美國同胞的反對，但卻為1945年後的聯合國及自由秩序奠定了根基。
今天，總統拜登和多數民主黨人表示，希望維持和捍衞現有秩序，特朗普及美國優先論者則希望放棄，而兩黨的後退派則希望在餘下的選項中找到想要的東西。明年大選後勝出的策略將強烈影響歐洲、亞洲和中東持續衝突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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