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以其創紀錄的氣溫、致命的洪水和肆虐的山火——僅在加拿大便摧毀了相當於德國所有樹木的山火，讓人感覺像是最後的警告：如果不採取緊急和激烈的行動，當前的氣候緊急情況將演變為不可避免的氣候災難。有些人可能會認為，我們已經到了這樣一個地步：我們對威脅作出足夠迅速和有力反應的唯一機會，就是接受決定性的國家權威，甚至是徹底的威權主義。但是，認為具有生態意識的威權主義者，將在氣候問題上勝過民主領導人的想法，是一種危險的幻想。
對民主國家迅速有效行動的能力的擔憂，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允許所有人參與的政府（理論上乃至於實踐中），產生了一個不完美和緩慢的制度。有影響力的參與者通常可以否決大多數人支持的行動。另一方面，認為非理性群眾擁有太多權力的觀點——長期以來只是都沒有什麼影響力，在特朗普時代登堂入室。例如，選民傾向懲罰採取措施防止災難的政治家，獎勵在災難中表現英勇，儘管救災比預防貴得多。
除了眾所周知的偏見——許多與柏拉圖的著作一樣古老——人們可以說，民主的某些好處在氣候緊急情況下並不重要。民主國家引以為傲的一個事實是，每一個決定都可以重新審視——政策可以更新和改進，一次選舉中的失敗者，可以在下一次選舉中成為贏家（因此有理由繼續玩民主遊戲）。但與氣候相關的決策會產生重大的、不可逆轉的後果，因此，即使以後重新審視錯誤的選擇——例如做得太少，也會造成嚴重的損害。
其他當代批評則更為直截了當。民主國家的基礎是妥協，但討價還價往往前後矛盾，尤其是在多黨制中，因為太多不同的政治參與者想要如願以償。德國目前的執政聯盟似乎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糾正這種前後矛盾需要時間，民主國家在正常情況下可能會有時間，但當地球一天比一天變得更熱、更接近世界末日時，肯定沒有時間。
另一個關鍵問題源於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商業利益的實際主導地位。鑑於氣候行動將無可避免地損害最少一些資本家的利益，這些利益可能會阻止及時採取必要的措施——或者永遠阻止。
現在，隨着氣候危機的迅速升級，對更威權的決策毫不掩飾的呼聲愈來愈高。一些人主張採取更加技術官僚的做法，並將中國視為光輝榜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這一點他們顯然又看不見了。）其他人——尤其是瑞典思想家瑪律姆（Andreas Malm）——設想了一種列寧主義式戰時共產主義的新形式。
這些方案帶來了明顯的問題，而其支持者從未完全解決這些問題。如果為了氣候行動，權力集中在一個對人民不負責的國家手中，那麼如何防止濫用這種權力？在沒有任何問責機制的情況下，威權政權為什麼要真正應對氣候變化？人們真的認為目前阻礙氣候行動的強大利益集團，在氣候威權制度下不會同樣強大，甚至更強大嗎？
威權體制一直以腐敗見稱。因此，認為這樣一個體系將沒有「特殊利益」，並由中立、理性的技術官僚管理的想法，是不可信的。事實上，向威權決策的轉變非但不會支持氣候行動，反而可能讓事情變得更糟。
氣候威權主義還可能以不太明顯的方式適得其反。在擁有一絲自由的政體中，反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當局認為有必要採取新的限制以平息批評或抵抗，那麼它們很可能最終侵蝕其他基本自由，包括產生和交流潛在變革性思想的自由。
試想像這一幕，一群氣候科學家譴責氣候獨裁者的政策力度不足，試圖動員其他人要求採取更強而有力的行動。為了恢復「秩序」，獨裁者採取了限制學術自由和結社自由的措施。現在，專家不僅無法影響該國的氣候應對；他們還將沒有機會開發或分享可以增強我們應對氣候挑戰的集體能力的想法和創新。
誠然，這些並不一定意味民主制度特別適合推進氣候行動。相反，人們可能會得出結論，根本沒有好的政治工具。但這忽略了一個關鍵點：當今民主國家採取有效氣候行動的障礙並非固有的。相反，它們與民主理想不符，在一個運作良好的民主國家中應該予以消除。
例如，化石燃料行業對政治進程的不成比例影響，不僅破壞了環境，從根本上說也是不民主的。即使沒有解決氣候緊急情況的迫切需要，公民也有充分的理由要求改變。結論很明確：如果我們不認真對待氣候緊急情況，我們將無法拯救民主，如果我們不認真對待民主理想，我們將無法拯救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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