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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人士在特區管治系統中不能缺席

劉炳章| 泛舟論章

2022年6月1日

5月13日,全國政協召開了第62次雙周協商座談會,會議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主持,圍繞「進一步提升愛國愛港愛澳力量能力建設」主題,開展了全面的討論。會上提到要深刻認識提升愛國愛港愛澳力量能力建設的必然性和緊迫性,要將提升港澳管治團隊政治水平和管治能力擺在突出位置,努力打造胸懷「國之大者」、善解民生難題、具有擔當情懷的特區管治團隊。這反映了在新時期「愛國者治港」的大背景下,培養特區管治人才、提升特區治理水平已放上國家治理的議程。

納多元賢士 落實積極有為

培養管治人才不只是國家的議程,也是香港的共識。對政府而言,面對日益嚴峻的內外環境、深層次矛盾,政府已難以維持過去保守因循的角色,不得不轉向積極有為,與時俱進;但這個轉向同時會對政府治理能力帶來更高的要求,如未能及時實質提升管治人才質素,積極有為亦難以落實。對社會而言,不論政治傾向如何,經歷了過去幾年的動盪挑戰,必須承認我們是在同一條船上,這艘船由誰掌舵?船員是否有質素?這些都是不得不關心的問題。

治理水平的主體是管治人才。綜觀香港的情況,檢視管治人才系統有兩C,一是Capacity(容量),一是Capability(能力),這兩方面都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Capacity指的是吸納什麼人加入管治人才系統;Capability指的是要培養什麼質素的人。這裏值得做一個簡單的概念辨識,如今談論的不是「政治人才」,而是「管治人才」。「政治」者是針對政治角色而言,過去集中於與選舉相關領域,涉及的是建制派;「管治」者是針對整體治理崗位,領域多元,應該要超越「建制」與「非建制」的二元對立,建設最廣義的「愛國者」系統。如果我們對管治人才採取更廣泛多元的視角,涉及的領域就不只是政治委任官員、議員、政黨,更包括公務員、諮詢架構、公營機構、社會各類組織、民間智庫等。要在這些領域培養管治人才,就不得不以招賢納士的心態,凝聚社會精英。

香港需要招納什麼類型的賢士?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提倡「以結果為目標」,那麼「提升愛國愛港力量能力建設」的目標應該如何設定?如今環球大格局複雜多變,國家面對內憂外患,「一國兩制」下的港澳特區,對國家來說是雙刃劍(既是國家對外最開放、最自由、最前沿的窗口,亦是美歐反華勢力顛覆國家的最佳平台),重點是如何運用。如果「兩制」中的香港特色資本主義能夠與「一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出良性互動,建立民族共識,促進民族共融,長遠更能為中華民族利益、民族復興的不懈奮鬥,作出獨特的貢獻。

基於香港作為資本主義特區的獨特性,過去的政治吸納對象以工商資本家為主。這是一種現實的做法,工商家大多是務實、效益主義、經濟利益為本,吸納工作相對比較簡單直接。相比之下,香港社會上還有一群精英群體的力量不應被忽視,就是專業人士(此處泛指法律、會計、建築、工程、測量、醫療、社工、教育、科研等界別人士)。

關心公共事務 盼一展所長

2018年11月,為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香港及澳門特區組織了一個聯合訪京團,並獲國家主席習近平接見,筆者有幸參與其中。習近平在對訪京團講話中,特別提到專業人士對國家發展的作用︰「內地剛開始搞改革開放時,很多人觀念還沒有完全轉過來,條條框框很多。許多香港、澳門有識之士率先向內地介紹國際規則和有益經驗。香港許多了解國際市場、熟悉國際規則的專業人士扮演了『帶徒弟』的『師傅』角色,為內地企業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提供了諮詢意見。」當中提到包括梁振英先生1978年到深圳、上海等地免費舉辦西方土地經濟管理制度講座,1987年參與編寫了深圳第一份、也是全國第一份土地拍賣中英文標書;亦提到梁定邦先生及史美倫女士協助內地建立證券市場監管制度,充分肯定專業人士對國家改革開放的貢獻及作用。

香港專業人士跨出自身的專業領域,關心公共事務,並不是沒有先例,當中具相當代表性的就是2001年由梁振英牽頭成立的「香港專業聯盟」。聯盟由香港十個專業團體(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建築師學會、香港大律師公會、香港牙醫學會、香港工程師學會、香港園境師學會、香港律師會、香港醫學會、香港規劃師學會、香港測量師學會)發起組成(後來又加入香港特許秘書公會)。聯盟的宗旨是藉着建立共同平台,推廣香港專業服務、提升專業服務水平,並以專業貢獻社稷。

筆者作為聯盟當年發起人之一,對專業人士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熱誠及為香港發展出謀獻策之心,感受尤深。這些專業人士,既是有識之士,很多更是社會精英,當中有不少參與了特區政府的管治,包括成為立法會議員、行政會議成員,甚至成為特區政府管治的主要官員,例如梁振英、袁國強、陳茂波、高永文、鄭若驊等。在這些經驗中,專業人士展現出的不只是專業能力,還有專業精神,體現於講邏輯分析、客觀、理性、輕小利重大義,尤其重視專業操守。在去年年底新一屆立法會選舉中,幾乎所有參選的專業界人士都能晉身立法會,是專業人士備受社會認同的又一佐證。前任國家主席胡錦濤是水利工程師,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是電機工程師、溫家寶是地質工程師,均是專業人士治國的表表者也。

如何吸納專業人士,讓他們成為特區管治人才系統的一員?專業人士與工商資本家有一種本質上的差別︰資本家的財富資本可轉移、可割讓、可繼承,但專業人士的知識資本是需要個人努力,透過教育學習、專業培訓、考核而獲得,既不能轉移,更不能繼承,必須靠個人努力獲取,並須終身學習。在這個過程中,專業人士除培養出相關領域的專業知識與素養外,也培養了個人理念與價值。他們不只是「唯利是圖」,更多受理想願景驅動,就如當年在歐美的華人科學家,例如「兩彈一星之父」錢學森、數學泰斗華羅庚、「中國原子彈之父」錢三強等,放棄當地舒適生活,返回百廢待興的祖國,助力建設新中國。對專業人士而言,更重視的是一展所長的機會。

與通才互補 提高整體能力

在這些基礎上,我們應該檢視特區政府沿用多時、以政務主任(Administration Officer,AO)為主的通才管治系統,尤其近年社會累積各種深層次矛盾,引起對AO官僚主義的普遍負面觀感;社會是時候應該探討增加管治容量(Capacity),進一步吸納更多專業人士進入管治人才系統;同時也要提供平台,培養這些專業人士以提高其管治相關知識與能力。適當融合通才與專才,有機地互動互補,從而提高特區整體管治能力(Capability)。

新時代的治港人才要懂得的不只是「兩制」中的特區事務,也要懂得「一國」,以及「兩制」中的內地制度。因歷史原因,香港專業服務早與世界接軌,甚多國際專業事務所長期在港,香港專業人士多具備國際經驗、環球視野,但在國家層面,則仍需要更多的平台歷練。筆者作為全國政協委員,親身體會到政協平台對於參與國家事務、認識內地情況、發揮雙重積極作用的意義。然而,過去這些全國性組織雖然有香港專業人士參與,但空間相對較小。2018年11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對港澳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訪京團提出四個希望「更加積極主動助力國家全面開放、更加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更加積極主動參與國家治理實踐、更加積極主動促進國際人文交流」,而大部分香港專業人士,都具備一定能力及興趣參與習主席提出的工作,希望有關當局能開放更多相關機會給予專業人士,促使香港專業人士能在新時代國家進一步改革開放事業中,發揮新作用,作出新貢獻。

在特區層面,大部分香港專業人士生於斯、長於斯、成於斯,如有機會讓他們在特區治理中發揮積極角色,很多有志之士都表示當仁不讓。在這個過程中可以提供更多的「培訓」及「實習」機會,讓他們由專才發展為治才。培訓方面,可以參考國家行政學院、新加坡公務員學院、美國Harvard Kennedy School等做法,為香港設立專門的管治人才培訓項目,並向專業人士推廣。實習方面,可在香港諮詢機構、公營機構、政治委任官員等位置吸納專業人士,learning by doing,亦可讓專業人士在過程中學習與政治家、管治官員、公務員、社會各類組織等如何協調、合作。

古語有云︰「恩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知心。」恩德相結、腹心相照正是吸納專業人士的關鍵。這不是簡單的工作,但對值得做的事迎難而上也是當下形勢需要的態度。在進一步提升愛國愛港愛澳力量能力建設的議程上,在培養特區管治人才的系統中,專業人士不能缺席。

香港專業聯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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