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港府推出「回港易」以來，每日申請回港的人數「爆錶」，網絡預約一度出現「塞車」。然而，本港市民苦苦期盼了一年半，盼來的「回港易」仍是一道「夾生飯」，「來而不往」、「有來無回」，這與真正的通關還差得很遠。今天是中秋節，不知有多少港人家庭，山南海北、天各一方。有旅遊界人士表示，由於「有來無回」，內地來港遊客僅有疫情前的2%，「來港易」對本港旅遊業並無多少實質性幫助。
「來港易」晃晃悠悠，「離港難」長路漫漫。那麼，通關到底卡在哪裏？如何打通「最後一公里」？市民期盼政府採取更多務實措施，推動通關，不能總是這樣拖拖拉拉、漫無邊際，令通關遙遙無期。
通關到底卡在哪裏？
早前，坊間有消息稱，本港與內地通關有先決條件，疫苗接種率須達到70%以上，個案「清零」須達到28天以上。有政府官員亦認同這一說法。現在本港接種人數已經達420多萬，佔人口比例63%，本地個案清零也超過28天。但政府官員又表示，內地並無具體通關條件，一切有待專家考察，雙方商談才能達成共識。
看似「柳暗花明」，卻又「前路朦朧」，通關到底卡在哪裏？去年5月，港府就在論證粵港澳健康碼的可行性。澳門特區與內地早已通關，惟香港特區特別「特殊」，至今杳無音信，令人匪夷所思！
去年9月，本港已完成健康碼測試工作。當時就有官員表示，何時啟用要視抗疫情況。也就是說，健康碼的技術問題並不是通關的「攔路虎」。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阻止通關呢？
市民最擔心的是健康碼的「追蹤功能」。「修例風波」以來，部分參與過政治活動的市民擔心「秋後算賬」，內心拒絕「被追蹤」，加之市民長期被政治洗腦，令一些人已經養成了用「政治眼光」觀察新生事物的習慣，對「健康碼」這個新生事物隱藏的「政治玄機」、「偵查功能」，反應異常敏感，擔心內地公安盯上了，豈不是要「失去自由」！
有市民心態如此；那麼，特區政府又如何看待此事呢？有跡象表明，政府數位高官在抗疫問題上追求「兩制」要界限分明，不能因抗疫而「失去自我」，這也是健康碼遲遲不能實行的原因。如此看來，通關之難，難在「心魔」未除，而非其他！
政府到底有否系統應對方案？
通關難，難通關！看似難，其實難在觀念。世間萬事之難，皆有破解之法。關鍵是要掌握好四個字：「輕、重、緩、急」。疫情之下，如何拿捏到位、恰到好處？這考驗政府的施政能力。美、英等發達國家擁有全球最先進的醫療體系和最豐富的醫療資源，抗疫卻搞得一團糟。中國擁有全球最多的人口，且人口流動相當大，僅每年春節，就相當於七八億人搬家一次，若論醫療技術水平，也屬全球中等。中國卻是全球疫情控制得最好的國家，就連兇猛的德爾塔病毒株，在中國也被控制住了。同樣「考題」之下，不一樣的「成績單」，說明政府的施政能力在抗疫中起決定性作用。而政府的施政能力取決於對「輕、重、緩、急」四個字的精準把握。危機當前，孰重孰輕？何緩何急？政府要有超乎普羅大眾的眼光，並要有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能夠把分散的社會資源組織起來，集中力量抗擊危機。若做不到這一點，要政府何用？
回到通關一事上，特區政府到底有沒有系統的應對方案？至少從現在情況看，只管「回港易」，不管「離港難」，令人質疑做事心中無數，隨遇而安，「哪裏天黑哪裏歇」。更令市民費解的是，每當遇到困難，政府一些官員都以「兩制」不同而推脫責任；「兩制」不同是個「筐」，什麼都可往裏裝！
通關真的無解嗎？
通關到底有沒有辦法？看看鄰居澳門的做法，應該有所啟示。前些日子，筆者親臨澳門，住了一段日子，發覺澳門的健康碼要求個人實名申報，除了填寫個人基本訊息外，須填寫個人病症、接觸史、外出旅居史等訊息，並沒有追蹤功能，相比於內地的健康碼具有14日內的追蹤功能要寬鬆得多。上月初，澳門爆發疫情個案，也是通過「天眼」摸清染疫者行蹤，找到密切接觸者。
香港已經有「安心出行」，如與內地的健康碼進行銜接，會有什麼問題呢？內地抗疫一貫尊重專家意見，特區政府也應如此。擴大本港防疫專家的發言權，讓專家在本地提供解決方案，與內地接洽商榷的重任由政府來擔當，這樣才能科學決策、精準決策；而不是遇到大事難事，總是推三推四，原地踏步。如今，中秋、國慶通關已經無望，之後還有重陽、立冬、聖誕、元旦、春節、元宵⋯⋯難道還要家家翹首企足，人人計日以俟？
除了具體操作上的難題需要解決，最關鍵的還是要破除「心魔」。首先，港人自願去內地，並非政府強制，在急需到內地和捨棄隱私之間，各人自行選擇，不存在「政治敏感」。其次，港人到了內地，若行得正，不做違法之事，又何懼「被追蹤」呢？
科學抗疫是抗疫之本，政治化抗疫只會令抗疫誤入歧途。香港民眾應徹底擺脫政治因素的影響，回歸科學抗疫的正軌。而政府在抗疫大局中，須發揮主導作用，應主動作為，不應人云亦云，隨波逐流。如果遇到困難就等等看看，看似作風開明，實則是不願擔當，不負責任，於香港的長遠發展毫無益處！
長期以來，由於香港奉行「有限政府」的理念，注重發揮市場的力量和社會組織的力量，政府比較「隱忍」。這固然有諸多好處，但這令政府官員不願主動作為，久而久之，駕馭複雜局面的能力日益衰竭，每遇到困難，就向中央伸手。這是一種極不正常的現象！在「一國兩制」制度下，香港須自行管理內部事務，主動破解難題，豈能總是當「阿斗」且樂此不疲！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座教授
